台地方政府一度稱「猥褻不是性侵」　性侵防治為何這麼難？

林志玲的師妹、台灣藝人隋棠近年熱心公益，於2020年6月15日在Facebook上分享自己擔任小學的性侵害教育講師時，接到小女孩真實求助「無數次遭到叔侄侵犯」的經驗。不料屏東縣政府卻在17日發公吿表示，經過縣政府查證，「小女孩是被猥褻1次而不是被性侵數次」，並表示藝人這樣未經專業查證的發文，會讓屏東縣政府遭到誤解。

但是公吿發出來後，台灣的輿論風向卻站在隋棠一邊，批評縣政府「所以小女孩被猥褻就可以接受嗎」、「現在是次數問題嗎」，還有台灣網民翻出台灣《性侵害防治法》表示，在法律定義上「猥褻本來就是性侵害的一種」，質疑縣府現在是不是在重新定義法律。

經過一輪輿論發酵後，屏東縣政府緊急於17日下午發表另一份聲明，表示早前發出的聲明稿「措辭不當」，將立刻修正，並且重申保護兒童是最高指導原則等等。在「修正」後的聲明稿中，已經不見「猥褻」和「性侵」的差別，也拿掉了次數的爭議，只表示縣政府在接到通報後立刻由有關單位進行個案處理。屏東縣長、民進黨籍的潘孟安也於18日繼續表示，會懲處相關單位。

其實，這也不是個案，而是很多性侵防治工作者面臨的實際問題：當性侵防治工作者幫助受害人向外求助時，相關政府單位、學校、甚至家長都可能表現出不友善的態度，認為「麻煩都是工作者帶來的」，寧願不知道性侵事件的發生，或是把性侵事件定調成「只是猥褻」。

2015年在台灣輔仁大學發生的性侵事件，校方一開始也是定調成「猥褻」事件，直到受害者提吿並勝訴、加害者被判刑後，還是堅持事件是「猥褻」或是「一夜情」、「情慾流動」的校方人員，反而取代了原本加害者的位置，和受害者繼續爭論。

另外，還有台南啟聰學校於2009年至2011年的2年間，校內才300多人就發生了100多起性侵與性騷擾案件，就算經過調查、披露，甚至寫成書籍、拍成紀錄片（改編電影即將於2020年上映），許多當時的相關人員也還繼續在學校任職，而學校也還繼續傳出性侵案。

只要發生事件，很多相關人員的反應都是否認、掩蓋，這是因為，許多機關採取的「考績制度」，往往簡化成「發生事件就是能力不好」，只要任內出了事，考績和經歷都會蒙上污點，所以對這些人員來說，不知道、不受理或是將「性侵「定調成「猥褻」，是最簡單的選擇。

對學校來說，則往往把「性侵防治」當做是「不是本業的額外業務」，而聯絡社工師、輔導師和警察的各種手續就讓學校人員產生反感。尤其，要上法院作證的可能性、被媒體報道的可能性，這都會讓學校產生「有損校譽」的不滿。

另一方面，就算是在台灣，很多都市外的郊區、鄉村地帶，都還有著相當傳統的風俗，對受害者的親人、家長來說，遭受性侵害代表的是一件醜聞，傷害到受害者的名譽和家族、親人的名譽。特別是台灣衛生福利部統計，台灣性侵案中有7成是熟人性侵，這就代表著受害者的親人往往也和加害者熟識，心態就往往會在「雙方的關係」和「受害的事實」中間拉扯，也難怪會寧願不知道了。

最矛盾的是，就算社會上普遍認為性侵害是嚴重的犯罪，但是因為各種制度和傳統的影響，產生許多受害者不願意作證、證人也不願意作證的情況，讓性侵害成為容易被放棄追究的犯罪。這種困境，也是很多防治人員和志工們的共同的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