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現代社會為何除了「封城」別無他法？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當下，《紐約時報》3月8日在Twitter的兩則推文，經中國內地各媒體包裝轉發，引發了關於「雙重標準」的質疑。不過在此之餘，《紐時》的評論更反映出了一些西方世界真實的憂慮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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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當日在Twitter推廣了自己的兩篇文章，兩則推文相隔僅20分鐘，分別講述意大利北部米蘭、威尼斯各市及中國武漢的「封城」措施，並各自配上一段短評。

意大利的封城措施被《紐時》評價為「冒着經濟風險試圖遏制歐洲最嚴重的疫情」；中國的封城措施則被評價為「對近6,000萬人實施封鎖，並對數億人實施隔離和旅行限制，為人民生計與個人自由帶來巨大損失」。

遍覽兩篇文章內文，其措辭亦有很明顯的差異性，針對意大利的措施較多採取中立用詞，針對中國的措施則較多採取貶義用詞。毫不意外，《紐時》這種明顯雙重標準的操作，令讀者或調侃或憤慨。

《紐時》在看待中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時，一直秉持着這種「以美國自由派價值觀評判中國」的立場，符合其價值觀的就褒讚，不符合的就批評，多數時候是不符合。這值得批評，《紐時》應該認清「美國自由派價值觀」真的就只是「美國自由派價值觀」，並非「普世價值」，在評判中國乃至各國發展進程時，應該設身處地，「站進對方的鞋裏」予以評判。

對此司空見慣的我們也不必專門批評其雙重標準。這篇文章想討論的，是《紐時》那兩篇文章中透露出的另一個維度的思考：什麼是現代性？

「雙重標準」之餘，《紐約時報》的兩篇文章頗為真實地反映了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中的迷思：如果「封城」是落後而粗暴的應對措施，那麼什麼才是「現代」和「先進」？在面對疫情這類特殊情況時，是否應該合理地捨棄部分西方社會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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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1月23日開始在湖北實施「封城」措施，在其他各省市實施嚴格人員流動限制至今，已經一個半月有餘。相較於2月中下旬疫情處於峰值狀態時每日2,000多例的確診和百多例的死亡病例，從數據來看，湖北疫情已經有明顯好轉，習近平3月10日的視察是一個重要的積極訊號，而全國其他省市也已逐漸解封。

相較之下，疫情正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爆發。截至3月12日，中國之外的確診病患已經高達37,196例，死亡1,443例。在此之餘，美國疾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3月11日在美國聯邦眾議院監督委員會（House Oversight Committee）針對美國疫情的聽證會上，回應眾議員哈雷・羅達（Harley Rouda）的詢問時表示，美國確有一些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死者被誤診為季節性流感。可以預估，至少在未來兩周內，COVID-19疫情還會進一步在各國加劇。

面對這種情況，忙於自救的各國政府正採取各異的手段。

美國、日本等國嚴控病毒檢測規模，指導輕症患者自我隔離，以免大幅增加的病例為醫療體系帶來無法承受的壓力，導致重症患者無法獲得醫治；

韓國依賴其全球領先的移動科技水平確保民眾的日常健康上報，並設立免下車（Drive-thru）測試站，在10分鐘內完成檢測，數小時內取得結果的方式，對數十萬民眾完成了檢測。韓國國民遇見危難時的團結性，亦再次得到彰顯。在這些措施和民族因素綜合下，韓國每日新增病例也逐漸由2月下旬的每天過500人下降到3月第二周的每天200餘人。

而移動科技不如韓國發達普及，國民並沒有那麼團結的意大利等國，則選擇參考中國的封城經驗，實施了類似措施。

總理孔特（Giuseppe Conte）周一（9日）宣布，將封城措施由倫巴底（Lombardy）等北部地區擴大至全國範圍，隔離檢疫的人口亦由約1,600萬大增至全國約6,000萬，並持續至4月3日。3月11日，孔特進一步宣佈該國即日起將關閉除藥店和食品店之外的全部商業設施。意大利外長迪馬約（Luigi Di Maio）在3月10日同中國外長王毅通話時還表示，「當前意大利疫情形勢十分嚴峻，意政府正密切關注和學習中方抗疫的成功經驗，採取有力舉措阻止疫情擴散。意方面臨醫療物資和設備短缺的困難，希中方幫助解決燃眉之急」——參照武漢的經驗，未來兩周將是意大利疫情最關鍵的時段。

然而，意大利可是七國集團（G7）成員國，是歐盟重要組成部分，更是西方文明的一大代表，恰如《紐約時報》該文所述，「面對歐洲最嚴重的疫情，意大利採取這等嚴厲措施，釋放了一則重要訊號，也即這些與西方民主社會核心價值觀相抵觸的限制性措施，或許是管控並擊敗病毒的必要方式」。

因此，在《紐約時報》雙重標準操作的背後，顯現出的是西方社會當下正經歷的矛盾心態——西方社會不想承認中國這種生硬古老的防疫措施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更不想看到意大利這種西方國家正選擇套用類似措施。

在西方社會看來，「封城與否」的關鍵決定因素，不在於其是否有效，而在於個人自由與政府權力的博弈，在於是否應該在特定情況下合理地捨棄部分西方社會核心價值觀？

這是個老問題了。從二戰期間、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紅色恐慌」期間、冷戰期間、到反恐戰爭期間，都曾一再出現。歸根結柢，這種矛盾的根源在於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信任度，以及社會對「人與政府」之間關係的定義。

歐美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旦決心發動國家機器，皆能展現出強大的動員能力，其充沛的資源和較高的國民素質（雖然近年來有退化的趨勢）也是其優勢。問題在於，這些國家有共識地限制了國家機器的能力。

這是一種主觀選擇，既關乎歐洲對法西斯集權政府的記憶創傷，又源於美國自立國伊始起對「大政府」這個概念的抵觸，乃至根植於歐洲中世紀強大的地方封建力量，和近幾百年資本家逐步崛起過程中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持續削弱政府，原本就是歐洲乃至西方的政治大趨勢。

如上所言，這個趨勢遇到過不少挑戰，但更多是戰爭與冷戰類型的舉國對峙。而今的疫情顯然又是另一種挑戰。

2009年，爆發於美國的H1N1豬流感疫情並未受到過多報道和關注。而今世界進一步命運相連，一國遭殃，所有國家都逃不掉。這也就讓人們赫然發現，原來人類所取得的文明成就，還未「現代」到足以應對疫情的高度；原來，人們理想中「文明」而「現代」的防疫措施，只能很有限度地在諸如韓國這種擁有特定民族性的情況下實施；原來，「先進」的人類文明在碰上疫情這種挑戰時，除了最原始的、原本該被淘汰掉的手段，竟然別無他法，以至於有人訴諸於信仰和宗教，有人訴諸於對自身政治制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