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性權力」有其局限　歐盟仍在尋找與中國良性互動的模式

對於歐盟來講，在不同政策領域，中國既是合作伙伴、協商夥伴，同時也是經濟競爭者與系統性競爭對手

在歐盟委員會最新發表的中歐視像峰會通報的總綱部分，這一多少有些混沌不清的對華關係定位，反映出歐盟內部在這一問題上頗為矛盾的心態。

而這一心態在上周舉行的中歐領導人視像峰會上得到充分映證：除了中歐投資協定談判這重頭戲以外，歐盟亦在價值觀外交的層面持續發力：在港版國安法問題、新疆西藏少數民族人權問題以及南海主權爭端問題上繼續表示關切。

以上種種迹象表明，當前歐盟對華態度正處於極為糾結的狀態之中：即價值觀分歧之下的高度依存。

首先來看高度依存的部分，主要體現在經貿領域：根據歐盟統計局9月16日發佈的最新數據，今年前七個月歐盟27國與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3,287億歐元。中國首次超過美國成為歐盟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同時，中國保持着歐盟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出口市場的地位。可以說，中國在歐盟的對外經貿關係中已然佔據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不過，另一方面，中歐之間既有的價值理念分歧，也在上述高度依存之經貿關係的背景下持續放大：近年來，歐盟（尤其是以法德軸心為代表的西北歐國家）頻繁與中國在人權或法治相關議題發生摩擦。

雖然摩擦多以「布魯塞爾責難，北京回擊」的口水戰形式不了了之，但對比此前中歐之間零星可數的類似摩擦，此中的轉變頗為耐人尋味。

本文認為，此中的根本原因在於歐盟在對外戰略中對所謂「規範性權力」（Normative Power）的偏愛，以及歐盟自身在當前全球格局下所面臨的重大戰略選擇壓力。

對於前者，由於自身在「硬實力」層面的相對不足，歐盟在對外戰略實踐中特別強調對上述「規範性權力」的運用——這種軟性權力建基於聯盟的核心價值觀之上（包括民主化、法治以及人權）。這一點無論在處理與美國、俄羅斯及中國這樣的大國關係上，以及在聯盟擴大進程中對候選國問題的處理上均是如此。

然而，當這種價值觀導向的對外戰略不加節制地被用以處理日益緊密重要，卻又微妙複雜的對華關係時，則會造成很多本可避免的摩擦或衝突。

對於後者，隨着美國的全球戰略收縮——尤其是自特朗普當局執政以來，對盟友體系的種種破壞性行為，已經迫使布魯塞爾的決策精英們不得不將「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之外的替代性選擇擺上桌面。

其中，對華關係自然是重中之重。不過，如何有效處理這種「價值觀分歧之下的高度依存」之關係，歐盟方面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如何協調聯盟內部不同成員國之間差異明顯的對華關係定位及相關利益訴求，就是一場漫長艱難的拉鋸。其次，如何在歐盟層面出台類似於「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級別的「歐中夥伴關係」戰略，無疑是對布魯塞爾政治能力與決策水平的雙重考驗。

而從前述對「規範性權力」的不當使用來看，歐盟在對華關係處理上，尚未找到良性互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