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 又譯斯塔默）宣佈辭職。從今年5月起，工黨在地方選舉中慘敗，要求施紀賢下台的呼聲便開始愈加高漲。但施紀賢多次表示不會辭職。

6月19日，大曼徹斯特市長貝安德（Andy Burnham）通過補選贏得下院議員席位。貝安德此前表示，如果贏得補選，將參與黨首競選。其支持者稱，已有超201名工黨下議院議員表示，若施紀賢不主動辭職，他們將支持貝安德挑戰黨首之位。這個數字已超過工黨下議院議員總數的一半，而發起黨首競選只需20%工黨下議院議員支持。

據悉，多方向施紀賢施壓，要求他在23日內閣會議前明確去留意向。內閣大臣們計劃，如果施紀賢不主動辭職，他們將在內閣會議上集體攤牌。就這樣，逼到了絕路。貝安德獲勝當天，英國交通大臣艾凱迪（Heidi Alexander）敦促施紀賢制定離任時間表。英國外相顧綺慧（Yvette Cooper）、內政大臣馬曼婷（Shabana Mahmood）等其他多名內閣成員此前對施紀賢提出同樣要求。

2024年7月，英國舉行大選，工黨獲得了下議院648個議席中的412席，佔據了多數席位，取得了壓倒性勝利，時隔14年再次成為執政黨。施紀賢作為工黨黨首出任新一任英國首相併負責組建政府。

然而，執政不到兩年，在5月上旬舉行的英國地方選舉中，施紀賢領導的工黨遭遇歷史性慘敗。這場地方選舉涵蓋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士，在每一個地區，工黨都遭遇選舉失利。僅在英格蘭地區，工黨就丟失了1200餘個席位，多個傳統票倉失守。

在辭職演說中，施紀賢表示令他感到自豪的是，「英國的國際聲譽得到了恢復，經濟變得更強，工資增長也更快了」。這些陳述有多少是事實，有多少是政治修辭？用數據來檢驗。

首先，經濟增長方面。施紀賢執政期間（2024年7月至2026年6月），英國GDP增速確實從辛偉誠時期的低迷狀態中有所回升。2025年英國GDP增長約1.6%，高於2024年的0.9%，但低於疫情前的長期趨勢水平（約2.0%）。橫向比較來看，英國在G7國家中的增長排名處於中游，並未實現質的飛躍。

其次，就業與工資方面。英國的失業率維持在3.8%左右的低位，名義工資增速在2025年達到約5.5%，但考慮到同期通脹率仍在3%左右，實際工資增速僅約2.5%。這意味着雖然工人的名義收入在增長，但購買力的提升遠不如數據表現的那樣光鮮。

更值得關注的是，英國的勞動參與率（經濟活動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仍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大量「經濟非活躍人口」（因長期患病、提前退休等原因不找工作的人）退出了勞動力市場——這是困擾英國經濟的深層次結構問題。

再看通貨膨脹方面。施紀賢政府最大的經濟成就之一，是將通脹率從峰值時期的11.1%大幅壓降至3%左右。英國央行在2025年實施了多輪降息，基準利率從5.25%的高位降至4.0%左右。但通脹粘性仍然存在，尤其是服務業的通脹水平仍在5%以上，核心CPI的下降速度慢於預期，這也限制了英國央行的進一步寬鬆空間。

對應的是看財政狀況方面。這是施紀賢政府最受爭議的領域。工黨上台後承諾「財政紀律」，但實際上英國的財政赤字率仍在GDP的4%以上，政府債務率（國債佔GDP比重）已超過100%。2025年秋季預算中，財政大臣裏夫斯宣佈增稅400億英鎊（主要來自僱主國民保險繳款增加），這在企業和商界引發了強烈反彈，被認為是施紀賢支持率驟降的導火索之一。

坦白說，英國再換首相絲毫不意外。從文翠珊（Theresa May）2019年因脱歐僵局下台後，到約翰遜 (Boris Johnson，2019–2022) ，再到卓慧思（Liz Truss）任期僅45天，再到辛偉誠（Rishi Sunak） ，還有施紀賢，六年五相，英國為何陷入「六年五相」的政治怪圈，必須從更深層的經濟結構找原因。

首先，「脱歐後遺症」是英國政治不穩定的底層邏輯。2016年脱歐公投暴露並加劇了英國社會的深刻分裂。脱歐後，英國在貿易、移民、監管等關鍵領域面臨巨大的制度重構成本。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估算，脱歐使英國的長期GDP水平降低了4%-5%。貿易壁壘的增加、勞動力短缺的加劇、企業合規成本的上升，都是脱歐留下的結構性創傷。任何一屆政府都在試圖管理這些創傷的後果，但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來根治問題。

其次，英國經濟的「生產率之謎」（Productivity Puzzle）持續無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英國的生產率增長（每小時產出）年均僅約0.5%，遠低於二戰後的長期平均水平（約2%）。低生產率意味着低工資增長、低稅收收入和低政府服務質量，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公眾對公共服務（尤其是醫療服務體系）不滿-對執政黨失望-政黨更迭-政策缺乏連續性-投資不足-生產率停滯-公共服務進一步惡化。施紀賢正是這一循環的最新犧牲品。

第三，選民的政治耐心急劇縮短。經濟學的「選民政-府博弈」模型指出，當經濟績效持續低於公眾預期時，選民更傾向於「換人試試」。

英國自2008年以來經歷了金融危機、脱歐動盪、疫情衝擊、能源危機、生活成本危機等一系列打擊，公眾的經濟悲觀情緒已經固化為一種集體心態。2024年大選中工黨的壓倒性勝利，更多是保守黨長期執政失敗後的「否定票」，而非對工黨的積極認可。一旦工黨無法在短期內交出亮眼答卷，選票就會迅速流失——這正是施紀賢面臨的困境。

施紀賢雖已宣佈辭職，但英國經濟面臨的深層挑戰不會因領導人更迭而消失。施紀賢的辭職，表面上是一個政治人物的黯然退場，本質上則是英國經濟深層結構性問題的又一次集中爆發。六年五位首相，這在和平時期的發達經濟體中幾乎是史無前例的。每一任首相的匆匆離去，都是英國政治體制與深層經濟矛盾之間激烈碰撞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