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拜登的「不改變中國體制」有標誌性意義

「美國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這是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11月16日會晤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時的表態。一周前，拜登的親信級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通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對華公關時也曾提到，「美國並不尋求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而是和中國共存。」

在美國升級對華意識形態對立的背景下，拜登能對中國這一體制和競爭性質完全不同於美國的對手做出這種表述，非常罕見。可見，拜登及其團隊事先有過一番深思熟慮。這也是二戰以來，尤其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華政策最具有標誌意義的變化。

二戰以來，美國一直注重通過政權更迭實現自己的外交和國安利益，手段包含發動戰爭、軍事打擊、經濟封鎖和幕後中情局（CIA）的策動。對於建交前後的中國，美國也抱有這種期待。即便是美國20年前支持中國歷史性地加入世貿組織，也是指望通過將中國融入國際體系催動中國的「民主化」，實現中國制度的轉變，從而降低或消除美國眼中的「中國威脅」，使得中國成為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所說的「利益攸關方」。

上一次民主黨主政期間，奧巴馬政府曾通過網路技術催動中東顏色革命，美國的情報機構也時刻關注中國國內風向。當時的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競選總統甚至喊出了「扳倒中國」的口號。奧巴馬執政後期，以特朗普當選為節點，美國政治精英強烈意識到，美國過去20年、甚至40年的對華戰略並未奏效，過去的一些指望和幻想落空。融入到國際體系的中國不但發展壯大，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在國際事務中更為積極主動，爭奪更多話語權和塑造國際新秩序。

面對這樣的中國，特朗普及其右翼勢力採取了關稅貿易戰、科技戰和意識形態鬥爭的方式遏阻中國，並高調將中國體制置於和美國的對立面。

拜登作為一位成熟、務實政客，外交上雖然堅持人權價值觀和「民主同盟」路線，但也有現實主義的一面。他一方面延續特朗普時期對華策略，一方面又在戰略定位和話語結構上強調不打新冷戰，不改變中國制度，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所以，拜登現在表態不改變中國體制，算是對前任立場的一種修正。從整個中美關係的發展軌跡來看，它也是美國探索和中國「共存」的一種方式。小布殊和奧巴馬當初還能喊出「歡迎中國和平崛起」。從特朗普開始，美國不再這樣講。拜登上台喊出「不改變中國體制」，符號意義大於「歡迎中國和平崛起」，預計會成為一種標杆性的定位。

這說明美國內部對中國體制的韌性有一些新的評估，不再是過去那種基於各種情報的毫無根據的臆測，或者繼續抱着中國像蘇聯那樣的崩潰幻想。

這種轉變也和國際大勢以及美國自身實力變化有關。經歷中東兩場戰爭，伊斯蘭國崛起，美國認識到自身領導力和軍事力量的缺陷。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上台後都喊出了「美國不當世界警察」，雖然這並不代表美國放棄霸權和自己的不可或缺性（indispensability），但至少在認識層面是很大的轉變。不當世界警察，意味着美國不再注重通過軍事手段改變別國，或者介入地區和全球衝突；也意味着美國開始重視內部，尊重其他國家的自治。

這也是美國必然要做出的轉變。美國政治精英總是錯誤地認為，中國發展、崛起至今日之地位和影響力，是因為美國的政策錯了、戰略偏了，而忽略了中國開展的自我修正和改革；他們錯誤地將中國入世視為對中國的「饋贈」，或者將和中國的自由貿易當做一種「憐憫」，而從未從國際大勢、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現實看待問題。現在無論是反對和中國接觸，還是有條件接觸，或者有條件合作，都背離了現實主義的邏輯。

不尋求改變中國制度，也是美國在尚未制定有效對華戰略背景下接受現實、承認現狀的一種做法。美國或許能夠改變中國崛起與發展的速度、節奏或程度，但絕對改變不了中國制度和發展道路。美國真正能夠改變的就是自己。這種改變可以是一種由外向內的調整，比如現在沙利文主導的加大國內的投資；也可以是一種政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