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軍受挫下的上合峰會:若美國無法拖垮俄羅斯 中俄合作上不封頂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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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第二十二屆元首峰會於烏茲別克登場。綜觀時局,峰會的召開乘載了兩重特殊背景。

第一,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後,上合組織的首次「完全線下」元首峰會,且俄羅斯一方提前釋出消息,指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又譯作普丁或蒲亭)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土庫曼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edov)、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Shehbaz Sharif)、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Ilham Aliyev)等人會晤。顯然與會元首除來自8個成員國外,還包括伊朗這一「準成員國」,以及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對話夥伴」。

第二,俄烏衝突持續延燒,且俄軍恰好於峰會召開前夕遭逢滑鐵盧。9月10日起,烏克蘭戰場出現2月以來最大一次「烏進俄退」:烏軍在東北部的哈爾科夫(Kharkiv)地區連下多個俄控居民點和重鎮,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13日表示,烏軍已收復約8,000平方公里領土。雖說就實際戰場形勢而言,網上渲染的「戰略轉折」遠未到來,但伴隨烏克蘭與西方持續進行輿論宣傳,普京承受的政治壓力正在上升。

在此局面下,「俄羅斯」成了上合組織峰會焦點,各界不僅留意普京發言與動向,也同步關注中俄元首互動,以及後續的中俄關係變化。尤其上合組織身為「歐亞整合」代表,中俄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受此脈絡牽引,各界對兩國互動的關注,其本質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對歐亞秩序是否生變與重組的探究。

2022年9月1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哈薩克首都努爾蘇丹。(AP)

催生「歐亞」的並不只有中俄交好

然而影響中俄於歐亞互動的因素,並非只有兩個當事國。由歷史視角觀之,美國對中俄的戰略壓迫、在中亞與中東的介入失敗,才是促成中俄協調「歐亞秩序」的真正根源。

就中俄兩國的外交傳統來看,相互結盟並非常態。俄羅斯長期希望融入西方世界,故往往更重視與歐洲、大西洋國家的互動;中國則受自身地緣位置影響,更關注太平洋地區的秩序格局。總體而言,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後冷戰年代的中俄外交政策主軸,皆是融入自由主義國際體系,同時增加自己的國際政治權重。然局勢之所以沒有照此趨勢發展,美國的政策僵化與誤判可謂關鍵。

首先,美國的對華、對俄政策仍帶有強烈的冷戰色彩,缺乏應對新時代中俄關系的靈活性,面對中俄希望融入世界體系的渴望,其選擇在歐亞兩側的台海與東歐持續施壓,導致兩國湧現「遭到包圍」的焦慮;而在國際權力格局層次,美國忽視了「多極化」秩序的成形,認為自己仍是1990年代所向無敵的單極霸權,故在施壓中俄上無所畏懼,眼中只看到「和平演變」的發生概率,卻未留意中俄在歐亞背靠背的實際可能。

簡言之,綜觀美國在後冷戰年代的外交政策,其既無法深層次改變中美俄關係,也無法讓正在崛起的中俄融入國際體系;正如華盛頓對歐亞兩側的施壓,不僅未能遏制中國與俄羅斯發展,甚至還為中俄和解創造了最佳條件。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9月14日到獲收復的東北部戰略重鎮伊久姆視察,並參與升旗儀式。(AP)

在此情況下,身處歐亞核心區域的中東、中亞,也在經歷美國介入又退出後,出現了秩序崩塌,從而給了中俄協調機會。

2001年,美國以「反恐戰爭」之名入侵阿富汗,成功推翻了塔利班政權,又於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終結薩達姆(Saddam Hussein,又譯作海珊)時代。然而風頭無兩的美國並未提出可支援中亞、中東發展的大型專案,也未設法推動自貿協定、打造共同市場,而是日漸身陷反恐戰爭的軍事泥淖,並讓自己與域內各國持續離心。

2010年,「阿拉伯之春」於北非爆發,美國對此大力支持,但此一變局的直接結果,除了顛覆原有政權外,便是催生遍地內戰與伊斯蘭恐怖主義,導致了區域不穩與混亂;2014年起,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開始在於伊拉克與敘利亞攻城掠地,但美國對此變局幾乎一籌莫展,西方聯軍在漫長纏鬥中損失慘重,最終真正由伊拉克、敘利亞兩方向遏制「伊斯蘭國」擴張的,還是伊朗與俄羅斯的軍事精鋭。

綜上所述,美國在中東與中亞的多年「經營」,大抵可總結為兩點:在經濟建設場域,美國提不出歐亞版本的「馬歇爾計劃」,也沒有制定歐亞中部國家的合作議程;在軍事政治場域,美國強行闖入歐亞中部,摧毀舊有政治和社會結構,卻又在「重返亞洲」、「印太戰略」的考量下任意離去。簡言之,便是反恐無能又任意退出、策動顏色革命又無力治理。

如今外界觀察中俄如何協調歐亞秩序時,往往會以「修正主義」的口吻描繪兩國,將中俄形塑為世界秩序的挑戰者。但由歷史視角觀之,中俄的相互靠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錯誤戰略壓迫的結果;而歐亞之所以出現「可被協調的空間」,也大體來自美國任意進出所導致的秩序崩潰。

2022年7月7日,俄羅斯外交部新聞處發布照片,相中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左)與中國外長王毅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G20外長會前的雙邊會晤中握手。(AP)

「歐亞」的存續仰賴中俄協調

在此脈絡下,觀察往後的中俄互動與歐亞整合,兩大機制堪為關鍵:美國的戰略壓迫、中俄的分歧化解。

而與眼下的俄烏戰爭相結合,或可如此總結:美國對中俄的戰略壓迫短期難止,如若普京政權因俄烏戰爭垮台,中俄在歐亞大陸的協調關係將有高概率生變,但美國也已無力重返,歐亞中部可能重演混亂、發生權力重組;而若美國持續施壓,卻無法在烏克蘭徹底拖垮俄羅斯與普京政權,則中俄在協調歐亞秩序上將更能合作無間。

綜觀中俄兩國近年的歐亞互動,可謂合作中帶着防範,但這一防範伴隨美國的戰略施壓,正在持續消解。早在2003年,中國便曾提出創建上合組織自貿區、上合組織發展銀行等倡議,但俄羅斯始終不願回應;2013年,中國啟動了橫跨歐亞的地緣經濟倡議「一帶一路」,俄羅斯隨後提出了「大歐亞夥伴關係」,欲與「一帶一路」倡議分庭抗禮。然而伴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美歐俄關係陡降,2022年的俄烏戰爭更是重創莫斯科與西方的全面互動,俄羅斯開始放鬆對中國的種種「顧忌」。例如中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三國於1997年簽署的「中吉烏鐵路備忘錄」,曾在普京反對下延宕多年,卻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於2022年5月迎來普京點頭,如今該項目有望於2023年正式動工。

對北京來說,並從不反對成為既定的全球治理體系和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只是希望中國能在其中擁有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一席之地。在此脈絡下,經緯歐亞秩序更多是「長期防禦」的思維體現,意即在抵禦美國施壓的考量下,希望締造「相對不受美國干擾」的政治與經濟空間。在此情況下,與俄羅斯協調溝通自是必行之舉。

2022年9月7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海參崴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新華社)

而對俄羅斯來說,其在經營歐亞上具有地緣與歷史優勢。從文明經緯來看,俄羅斯是歐洲與亞洲的匯融;從歷史積累來看,通過蘇聯的長期統治,俄羅斯在高加索、中亞都具有維和潛力,對許多有意抗衡恐怖主義的歐亞國家來說,俄羅斯是重要的區域安全保障。

但與此同時,俄羅斯也有必須克服的障礙。第一,俄羅斯長期以來都將歐亞當作「反西方」外交政策的籌碼,不論是增加或減少對此地的戰略挹注,其執念根源都是對西方的擁抱與拒斥,往後若要真正深化自己的歐亞國家角色,便要在戰略思維上真正將歐亞當作主體來對待;第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俄羅斯太想成為「獨立於中國」的歐亞影響力中心,未來若要在歐亞深化與中國的協調合作,其對華取態就必須有所改變,既要推動俄羅斯的擅長議程、發揮己身優勢,也不能過度排斥北京的經濟與政治存在。

而俄烏戰爭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上述兩大障礙的消融。俄羅斯如今成為西方公敵,轉向歐亞已非過渡政策,而是必走之路;面對美歐的戰略施壓,中國與非西方世界是其理所當然地爭取對象。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中俄對於多極化世界具有同樣的嚮往,在抗衡美國壓迫上形成了共同利益,歐亞大陸可謂是其天然合作場域。如若普京與俄羅斯能撐過此次俄烏戰爭,中俄協調歐亞未來的趨勢將可大致底定。

【中俄關系與歐亞秩序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