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問題和戈爾巴喬夫的遺產｜專家有話說

對早已習慣冷戰「勝利」的西方人來說，戈爾巴喬夫似乎早在上世紀冷戰結束時就已被蓋棺，他被認為和西方一同以「和平演變」的方式結束了冷戰，也終結了哈佛大學教授沙希利·普洛基所稱實行古典歐洲歐亞帝國制度的「最後一個帝國」—蘇聯。普洛基教授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源於內部加盟共和國的民族主義離心力，正是當年蘇聯最大加盟共和國烏克蘭的獨立決定性地終結了蘇聯的存在，而戈爾巴喬曾努力在蘇聯民主化過程中維持聯盟形態的國家。

撰文：高駿　國際政治問題研究者，南加州大學外交系碩士畢業

當八十年代末戈爾巴喬夫開啟政治改革時並沒有意識到蘇聯民族問題的嚴重性，蘇聯長時間把境內的非斯拉夫民族以加盟共和國的方式統一在一起，但這種情況在戈爾巴喬夫開展政治改革後徹底改變了，他冒進的政治改革使得加盟共和國不再受制於蘇共中央，並使得原本被壓制的民族主義重新獲得了自由表達的機會。

在戈爾巴喬的政治改革後一年的1988年初，阿塞拜疆自治州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納卡地區）旋即發生了阿塞拜疆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衝突。事件起因是亞美尼亞族主導的阿塞拜疆自治州蘇維埃（議會）投票決定本地區與亞美尼亞統一，此時議會作為地方實權機構的政治影響力已經顯現，蘇共中央隨即表示反對議會決定，導致亞美尼亞族的反彈並引發與阿塞拜疆族的衝突，而納卡地區直到如今依然是個有權屬爭議的衝突地區。那年全蘇聯有數百萬民眾參與民族主義領導人的遊行活動，局勢的動盪迫使蘇聯中央政府不得不動用武力來平息民族衝突。

除納卡等高加索地區外，波羅的海民族主義運動也迅速活躍起來，這些國家因為《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中的交易被蘇聯吞併，因此其離心力一直廣泛植根於當地。1989年，波羅的海國家的獨立組織發起了「波羅的海之路」的和平示威，有約兩百萬人手牽手組成一個六百多公里的隊伍，穿過了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的波羅的海三國，成為了波羅的海國家民族主義的標誌性事件。

同年，立陶宛共產黨宣佈獨立脱離蘇共中央，而戈爾巴喬夫當年推動通過的蘇聯新憲法修正案不僅標誌着蘇共中央徹底放棄了壟斷權力，也賦予了蘇聯中央議會可以否決加盟共和國分裂的決定。雖然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中央意識到了民族獨立運動的風險，試圖以武力等手段鎮壓民族運動，但中央政府對地方加盟共和國的掌控力事實上已經被新憲法大幅削弱，各加盟共和國的蘇共領導人出於自身政治目的和自身權力被限制等原因也沒有有效干預民族獨立運動，反而積極推動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

烏克蘭是蘇聯人口數第二、面積第三大的加盟共和國。在蘇聯建國後烏克蘭人一直是蘇聯中央的強大政治勢力，烏克蘭幹部一直是黨代會上最大的投票群體，而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也都是烏克蘭人。長期以來烏克蘭政治精英和蘇聯中央達成了一種政治契約，即支持蘇聯中央以換取在烏克蘭高度的統治權力。到勃列日涅夫逝世後，其後的繼任者都不是烏克蘭人，戈爾巴喬夫還把反對改革的烏克蘭第一書記謝爾比茨基撤換下台，結果此前的政治契約失效了，極大阻斷了烏克蘭精英通往蘇聯中央的通道，並且他們在烏克蘭當地的統治也不再穩固，烏克蘭精英由此產生了被排擠的危機感。

1986年，烏克蘭發生了著名的「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烏克蘭人普遍認為蘇聯政府對此負有重要責任並在災難開始故意隱瞞了事件延遲了救災，並且蘇聯政府還要求烏克蘭當局在面臨放射性災害情況下強行舉辦五一遊行，引起了烏克蘭人的強烈反彈。隨後戈爾巴喬夫開啟的政治改革加劇蘇聯中央和烏克蘭的矛盾，從蘇聯中央到加盟共和國開啟了政治選舉，烏克蘭蘇共當局及其統治精英的權力進一步被削弱，戈爾巴喬夫還通過支持民族主義運動組織作為對烏克蘭保守派精英的制衡，令烏克蘭的官員精英感到遭到了背叛。

在戈爾巴喬夫開啟的新形勢下，蘇聯中央迫切需要能和反對派協商又能和群眾溝通的領導人選，列昂尼德·馬卡羅維奇·克拉夫丘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上升成為烏克蘭領導人，是戈爾巴喬夫選擇了當時掌管烏克蘭宣傳的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並將其調任至烏克蘭最高蘇維埃主席，令其成為掌控烏克蘭政治核心機構議會的議長。政治改革令烏克蘭議會成為了政治角力的核心場所，克拉夫丘克作為蘇聯中央的幹部需要在其中平衡傳統蘇共幹部和新民主派及激進民族主義勢力，同時他也積極盤算如何利用政治改革加強自身權力。

蘇聯中央鼓勵加速推動地方民主化，克拉夫丘克和其他加盟共和國領導人一樣抓住機會推動地方進一步獲取自治權。1990年7月，烏克蘭議會宣佈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與法律高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與法律，並有權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事實上宣佈了烏克蘭成為了獨立的主權實體，烏克蘭只是還是名義上蘇聯的一員，只差通過法理上脱離蘇聯的獨立法案。

從公開資料來看，在蘇聯最後的日子裏不管是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都認為烏克蘭不能獨立，民主派領袖葉利欽認為如果失去了烏克蘭那麼蘇聯可能會被非斯拉夫民族所統治，非斯拉夫國家可能在新成立的民主聯盟國家中的投票數上佔據優勢，何況烏克蘭和俄羅斯仍然存在領土爭端的可能引起武裝衝突，而俄烏雙方都擁有核武器，因此他希望烏克蘭可以留在以俄羅斯為主導的斯拉夫聯盟中，他甚至一度威脅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將要求按照國際價格支付俄羅斯賣給烏克蘭的油氣，而在蘇聯時期烏克蘭長期享受着國內低價油氣資源的福利。

戈爾巴喬夫則擔心烏克蘭獨立會導致內戰和動盪，他指的是他所統率的蘇聯軍隊和各加盟共和國被「國家化「的軍隊之間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之間因領土等問題（如納卡地區或車臣地區）產生的衝突。

對於蘇聯解體可能帶來武裝衝突的擔憂在當時的環境下沒有引起足夠重視。1991年年底，葉利欽曾問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顧問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如果烏克蘭退出蘇聯是否會引起蘇聯（俄羅斯）的軍事干預？雅科夫列夫認為烏克蘭有1200萬俄羅斯人，還有許多烏克蘭人與俄羅斯人通婚，所以他樂觀地認為即使烏克蘭退出蘇聯也不會引發戰爭。對於戈爾巴喬夫新思維和政治改革獲得了民眾和精英們的大量支持，在他們看來民族問題相對於已經病入膏肓的蘇聯經濟和政治體制來說並不是首要問題，從精英到民眾都渴望變革，而變革的形勢卻超出了改革者的預期和控制。

進入1991年，戈爾巴喬夫作為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已難以控制蘇聯動盪的局勢，但他只能繼續推進改造蘇聯為民主的聯盟國家一條路，他若改弦更張或者選擇退出不僅將遭到頑固保守派的殘酷清算還將被改革民主派所徹底拋棄。戈爾巴喬夫曾對美國駐蘇聯大使小杰克·F·馬特洛克說：「我不是生活在美妙的抽象世界中，而是生活在有着嚴酷政治環境的現實世界。」出於自身政治安危，戈爾巴喬夫只能與中央的改革派和地方上的民主派以及民族主義者結盟來面對頑固保守派的攻擊，這點上他和葉利欽擁有共同利益，雙方均企圖通過各加盟共和國民主投票的方式形成一個新的聯邦制或邦聯制國家，只是戈爾巴喬夫希望保留蘇聯，而葉利欽則傾向於打造以俄羅斯為核心的新國家。

眼看蘇聯政權被攫取、主權走向分裂，蘇聯中央的頑固保守派趁戈爾巴喬夫度假時發動了「八一九」事件，這是最後一次試圖挽回蘇聯的努力，事件的結果是頑固保守派的全面失敗，戈爾巴喬夫出於自保完全禁止了蘇共的活動，蘇聯中央權力被全面瓦解，實際上被葉利欽為代表的俄羅斯民主派所奪權，由俄羅斯繼承接管了蘇聯的大部分實質權力和資產，戈爾巴喬夫只是還在名義上掌握着國家的軍隊和安全部門，而蘇聯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破產，甚至到了需要俄羅斯接濟蘇聯中央開支的地步。

「八一九」事件對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影響是決定性的，各加盟共和國隨後紛紛宣佈脱離蘇共和蘇聯中央政府，烏克蘭也變得全面傾向於獨立的民主和民族主義勢力。1991年3月時烏克蘭進行了第一次全面公投，結果還有90%的烏克蘭人希望留在蘇聯，而到了同年12月初的公投時則變成了90%烏克蘭人希望獨立，「八一九事件」後蘇聯中央權力的快速全面瓦解是這個轉變的主要原因。當時除了納扎爾巴耶夫掌管的哈薩克和尼亞佐夫掌管的土庫曼之外的加盟共和國都已公開傾向於獨立，蘇聯的全面民主化和分裂幾乎已是民心所向。「八一九事件」發生後，克拉夫邱克作為名義上的蘇聯幹部在權衡利弊後則並未馬上表態支持或者反對頑固保守派，一方面則繼續縱容烏克蘭獨立運動，同時繼續推動攫取烏克蘭的最高權力。

在「八一九事件」發生後的8月24日，烏克蘭議會就獨立問題進行了投票，結果與會代表以絕對多數贊成烏克蘭獨立，並規定以12月的公投結果決定烏克蘭是否最終獨立。當時的烏克蘭黨員幹部迫於形勢壓力不敢於反對獨立，他們已因戈爾巴喬夫的作為成為了失去壟斷權力的政客，對於大多數烏克蘭幹部精英來說獨立已是一種深入民心的觀念，他們在議會投票支持獨立的決定為他們取得了政治資本，得以免受當地民主派和民族主義分子的攻擊，也使他們得以繼續掌權。

鑑於烏克蘭定於12月公投當日進行的總統大選，烏克蘭的幹部精英也已為自己謀劃好後路。如果由支持獨立的烏克蘭精英克拉夫邱克順利當選為烏克蘭總統，這些幹部精英就大力支持獨立，如果他敗給葉利欽等支持建立聯盟國家的民主派，他們就竭盡所能破壞烏克蘭獨立。因此，日後被定為烏克蘭獨立日的那場關鍵投票，是烏克蘭保守派精英政治押注的結果。1991年12月1日的公投結果顯示，甚至連俄羅斯族裔聚居地的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地區如頓巴斯和克里米亞都贊成獨立，這讓曾企圖制止烏克蘭獨立的葉利欽都相當驚訝，對於所有烏克蘭精英政要更是難以違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結果。

脱離蘇聯雖然是烏克蘭精英得以獲取烏克蘭權力的關鍵，烏克蘭精英們還無法接受成為俄羅斯的附庸國，他們需要終結歷史上和這個「帝國」的不平等關係。因此，最終由烏克蘭等加盟共和國們簽署並終結蘇聯存在的《別洛韋日協議》和《阿拉木圖宣言》以建立平等關係的「獨聯體」國家聯盟為目的，各個獨聯體成員共和國事實上不再存在主權聯繫，烏克蘭和俄羅斯也在國際法理上和政治事實上徹底分家。這和戈爾巴喬夫最初的設想全然相反，但顯然烏克蘭方面將他設想的聯盟國家等同於蘇聯或者沙俄一類的帝國。

事實上，在剛獨立的數年裏烏克蘭依然和俄羅斯聯邦共享着它的部分領土乃至軍事武裝力量，雙方直到1990年代末才完成對領土和蘇聯武裝力量的切割和分配。當時的烏克蘭顯然更多將俄羅斯倡議的獨聯體作為向事實獨立的一種過渡體制，因而烏克蘭甚至一直未簽署獨聯體憲章，這也證明了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人謀劃的民主聯盟國家的失敗。

獨立後的烏克蘭民主體制建設尚未成功，但民族矛盾卻開始持續發酵繼而演變成影響國家安全的嚴重問題，而這些問題早在蘇聯時代就已經顯現。首當其衝的是克里米亞問題。克里米亞原本屬於俄羅斯，但被赫魯曉夫轉交給了烏克蘭，在1991年1月克里米亞進行了全民公投，並於同年2月就從烏克蘭獲得了自治地位，成為了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克里米亞的烏克蘭族只佔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還有一半的烏克蘭族是講俄語的「俄羅斯化」的烏克蘭族，克里米亞當時還駐紮着蘇聯黑海艦隊以及反對烏克蘭獨立的軍人，因此克里米亞當時從文化和政治層面都有着更強烈的俄羅斯認同。1991年在蘇聯最後的日子裏，克里米亞民族主義者也希望藉此機會實現徹底獨立，正在競選總統的克拉夫丘克為了將克里米亞留在烏克蘭領土範圍內，遊說了烏克蘭議會，和其站在一起的還有同烏克蘭保持密切聯繫的黨員幹部精英，他們讓民族主義者放棄了和烏克蘭一樣進行議會公投獨立的計劃，當時克拉夫丘克許諾自治的克里米亞已可以完全由當地議會管控而不會受到來自烏克蘭的干涉。

俄羅斯方面則早有意接管克里米亞，葉利欽方面在「八一九」事件後就聲明準備宣誓對克里米亞主權。蘇聯解體後，克里米亞議會還是通過了獨立法案，只是在烏克蘭的壓力下保留了憲法中「烏克蘭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提法，它進行了自己的總統大選，甚至要求俄羅斯在當地設立領事館。二十多年後，克里米亞問題終因雙方矛盾激化發酵，烏克蘭等國家指責克里米亞公投是違反國際法和領土完整，但在蘇聯解體時同樣的戲碼已經上演過一遍，克里米亞只是效仿了烏克蘭自身獨立時的做法。

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今天烏克蘭的頓涅茨克州和盧甘茨克州）的民族主義者也因1991年時的大形勢和克里米亞自治獲得了極大激勵，希望取得同樣的自治乃至獨立地位，這片地區也和克里米亞一樣招致民主俄羅斯的覬覦。迫於當地的民族主義訴求，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的總統競選中對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聯邦主義表示反對，因為當時同克拉夫丘克的競選總統的民主派對手車諾維爾就因其聯邦主義理念被民族主義者認為會鼓勵俄羅斯的帝國野心，克拉夫丘克則許諾將讓該地區獲得脱離蘇聯或者俄羅斯的高度經濟自治，他提出的條件基本滿足了當地精英以換取他們對烏克蘭的忠臣。

頓巴斯等東南部地區的民族主義並沒有降低，它和克里米亞同屬「俄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更重要的是頓巴斯有點類似美國「鏽帶」的衰落重工業地區，在烏克蘭獨立後的經濟大蕭條中頓巴斯地區所受的負面衝擊尤甚，該地區民眾對烏克蘭中央政府形成了對立情緒，對經濟境況的不滿促使地方民族身份認同的強化，當地人民更傾向於通過融入俄羅斯而不是歐洲來改善自身經濟境遇。精英們也開始操弄族群身份政治，從尤先科到亞努科維奇，他們故意挑動地區族群政治的行為激化了族群矛盾，導致了頓巴斯地區的民族主義分裂勢力和極右翼勢力抬頭，最終在大國政治博弈中走向了衝突。

回過頭來看戈爾巴喬夫基於「民主」的聯邦/邦聯主義設想在實踐中是註定失敗的，激化了民族矛盾，帶來各種不幸的衝突。三十年過去了，九十年代如日中天的華盛頓共識隨着美國政治的衰敗而式微，使做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轉向了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世界格局權力格局也再度發生重大轉移，新興大國和美國為首的守成霸權體系的矛盾、俄羅斯對傳統勢力範圍的執着帶來影響深遠的國際衝突，而這些都早在三十年前的選擇中埋下了伏筆。

根據媒體對戈爾巴喬夫生前的最後幾次的採訪，他在情感上依然認為俄羅斯和烏克蘭屬於一家人，顯然他忘不了蘇聯時代的兩國緊密關係，更忘不了自己曾經試圖打造「空中樓閣」的民主聯盟國家政策的失敗，據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武裝行動對其心理造成了重大打擊直到他去世。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正是他當年錯誤政策種下的因，蘇聯分家形成的地緣衝突依然將給俄羅斯和烏克蘭帶來難以彌合的深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