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寫六四舞台劇被內地人騷擾 莊梅岩：感受到「白色恐怖」
去年5月，莊梅岩為六四舞台編寫《5月35日》，其中一場，她對觀眾說，有個內地人曾拍她家門，說知道她在內地有什麼親人，要她不要再寫「六四」，又問她收了幾多錢，背後有哪些外國勢力。她說，這個人就在觀眾席上，她可以指他出來，但她沒有這樣做，她叫他去遊行，去人群中感受一下，香港人在追求什麼，有沒有收錢。
撰文：伍麗微
創作以來第一次被人「問候」，她感受到什麼叫「白色恐怖」。事後回想，她說如果不是為了搜集資料而到北京拜訪天安門母親，大概不會被人盯上。「他們不知道我在做什麼，便派人來問候我，如果寫（有關）佔中或修訂逃犯條例，應該未必有人會來問我，因為這是香港的事，『六四』是內地的事，只是香港人可以去寫，可能下次嘗試寫西藏，看會不會再有內地人來探訪我。」她半開玩笑地說。
無畏無懼，因為她始終相信香港的舞台劇界未淪陷。劇場不同於電視電影，觀眾少，劇團大多靠資助度日，一齣戲能夠收支平衡已不俗，堅持留在業內的不外乎是對戲劇充滿熱情及珍惜創作自由。「骨痺我都要講，我好愛香港的舞台劇界，自由是非常可貴的，我們的同僚也好可貴。」
香港劇場無甚限制，幾乎所有題材都可以放諸於舞台，除了政治性或同性戀題材，許多政治不正確的，如出軌、靈異、鬼怪等都曾經出現。「你鍾意點探討都得，只要掛上十八歲以上就可以。這就是藝術，不然怎麼做下去？」
這麼多年來，她只記得有一次，有人指着她的劇本的其中一句，問是否有必要存在。這句話的大意是，林鄭說視名利如浮雲。可能這句話讓人不舒服，讓來看演出的高官尷尬，但莊梅岩堅持它有必要存在。對方沒有改她的作品，最後演出順利。「在二十年的工作經驗裏，只是有人輕輕地說，那個句子是否有必要存在，我覺得有必要，就是這樣。你話香港係咪好好？」
莊梅岩也不諱言，正因為從事的工作沒有很大的經濟利益，才可以堅持己見，做自己認同的事，「誇張地說，這是我們的天職，我們有這樣的使命感。」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上，藝文界站得很前，6月兩次百萬遊行皆動員多人參與，過百橫額在軒尼詩道上飄揚。他們又發起接力式絕食抗爭、集會，不斷以創作回應社會。
「藝文界比較願意發聲，一來是大家價值觀接近，另一個關鍵的原因是我們真的窮開，我們沒有經濟牽引。我很同情電影界或商界，不是自身有沒有骨氣的問題，而是要養活一班人，不能話唔跪就唔跪。你想發達是不會想做舞台編劇，應該去做電影，因為在電影中得到的回報多很多，觀眾面大很多，流傳度亦遠很多深很多。」像她這種小編劇，即使揀工作來做，中間的差距只有二萬元，而非二百萬元，「那我為什麼要跪低？如果差距是二百萬，我可能即刻跪低。」她自嘲道。
當人沒有經濟上的枷鎖，便會寫出挑釁當權者或與主流社會唱反調的劇本，會出現一些回應社會的劇本，這是很自然的事，莊梅岩不認為這樣的自己很大膽。
她這樣解釋：「如果你在危險的地方做這些事是大膽，但我真心覺得香港好安全。我覺得我並不特別大膽，因為我沒有什麼犧牲，最多是經濟上，被內地列入黑名單，但我本身不打算到內地發展。」
比起大膽，她更願意用「不拜金」來形容自己，賺少點錢，可以接受劇團有預算限制或想找一些明星合作，「但你不讓我寫一些事或不讓我提一些事，我就好接受唔到。」遇上年輕的編劇，她總是語重心長地說，這行沒有名沒有利，如果連過程都不能享受，那就太傻了。「這是金科玉律，自由啊，你要讓我寫我想寫的，這是基本條文。」
自由的代價是，她會永遠地失去某些市場，以及許多的巡演機會。她也學會接受一件事，如果作品要到內地演，第一日就不要搵莊梅岩合作，但前提是：「你一定要做到人家沒有搵你是他可惜，而不是你無法做某些作品是你可惜，你一定要好到這樣。這也公平，他的作品要去內地，他不用你很正常，他不知你會寫什麼，他去到內地可能畀人封殺。他覺得莊梅岩不是那麼好，他不用你也不覺得可惜，這是你的問題，但如果他講得出真的很可惜，可以用到莊梅岩就好啦，我覺得自己賺了。」
說罷，她的視線向街上一掃，突然緊張起來，原來有個小男孩在行人路上跑來跑去，她怕他衝出馬路。不久，小朋友的媽媽出現，笑着向我們示意，小男孩樣子無奈，莊梅岩忍不住大笑：「你睇，佢反眼，心諗又搞到佢。」提到小朋友，她的眼神柔軟起來，她說，以前向來覺得男女平等，但小朋友的出現，她第一次覺得男女真的不平等。
第一個小朋友十年前出生，自此她的生活天翻地覆，私人空間被兒子瓜分，再也回不去一心一意創作的狀態。去年再懷孕，她本來得到一個獎學金去外地進修，一知道有小朋友二話不說便推了，「男人沒有這個掙扎，我仲會跟老公講，去啦去啦，我會睇住頭家。」
她堅稱這是犧牲，只是這種犧牲會換來男人感受不到的經歷，譬如母親與初生嬰兒之間的聯繫、兩人在肚裏建立的關係，是一個多麼喜愛家庭、多麼喜歡湊仔的父親，都感受不到的。有失必有得，在孩子身上，她突然明白到自己個性為何如此，父母的教育又是如何，會理解父母的好與不好，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課。
有了小朋友，她發現自己真的很愛寫作。小朋友很可愛，做父母的總想時刻看他逗他，莊梅岩卻相反，她驚覺人生苦短，作為女性已經犧牲了很多時間，真正可以做自己的時間太少。「我不喜歡購物，不喜歡行街，最喜歡發呆、創作，創作讓我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創作也可以令自己思考，思想會廣闊一點，睇事物不會太單一，你才會看到別人的處境，而不只有我我我我我。」
但一邊埋頭創作，一邊有把聲音在旁邊媽咪媽咪地叫，她常常有崩潰的感覺，很可怕很可怕，要花盡全力才不讓中斷的思緒失控。現在連兒子也戲稱，爸爸雖然時時發脾氣，但來得快去得快，過一會便沒事，媽媽平時會死忍，忍到某一刻便爆發，災情可以很嚴重。
每一次寫不出稿時，她就不斷想，如果有時光機，可以穿梭到演出的那一天就好，但每次交了稿，她又慶幸自己經歷了這一切，故事才有現在的脈絡、層次，得到不一樣的快樂。最近，她突然明白，不需要做一個100分的媽媽，不需要做一個100分的創作人，不需要做一個100分的女兒，不需有太多的罪惡感，因為自己已經盡了力。「我常常跟老公說，我做不成莎士比亞完全因為你，我不斷指摘他，但這些講完開心便算，是不是沒有他就可以做莎士比亞？未必的。」
羨慕Pina Bausch的生活
老公則說她羨慕德國舞蹈家Pina Bausch的生活，想切割一切，她不否認，「但首先要知道，不是你將所有東西切割了，便可以有Pina Bausch的水平，這才是重點。」說完，大家都笑起來。Pina Bausch婚姻破裂，與下一代的關係也不好，她太需要有自己的空間了。莊梅岩很嚮往這種獨來獨往，但從小便在溫熱家庭中成長的她明白，即使自己拋開一切而得到Pina Bausch的成就，也未必會作這種選擇，因為她見到父母、老公、孩子安好會覺得安心，而她需要這種安心。
最近，老公提起他的油畫老師，一個不喜歡美國的美國人，不斷流浪，半年在泰國，半年在法國，每到一個新地方，便交一個新的女朋友，開班教學賺一點旅費，美國的人和事都與他無關了。他見不同的人，教不同的學生，賺不同人的錢，沒有大魚大肉，病的時候自己一個人，最好的朋友已經十年無見。
「我好羡慕，不是羡慕與好朋友十年無見，而是那條人生路很不一樣，我不覺得他很不如意，正如我也不覺得自己很不如意，他有艱難的時候，但他享受現在路上的風景。」她跟自己說，各人有各人的路，他的快樂她未必感受到，正如將幻想全部投射在劇本上的快樂，他人也無法領略。
上文節錄於第19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13日）《專訪劇作家莊梅岩 在不快樂的時代寫快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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