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民建聯的「三不懂」：不懂青年、不懂香港、不懂大灣區
青年民建聯（下稱「青民」）早前就2020年《施政報告》表達期望，當中提到因香港住宅用地有限、住房剛需無法在短期內解決，所以鼓勵港青到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置業、創業，或往返香港上班。青民關心青年出路固然值得鼓勵，但將港青的失業和房屋問題交給大灣區「醫治」，明顯暴露其「三不懂」—不懂青年、不懂香港、更不懂「大灣區」—失業青年本身在香港已缺乏競爭力，到了「大灣區」（指港澳之外的同區其他城市）也難有大好前景；更重要的是，倘若忽視港青失業和未能置業背後的結構性困局而單純將人趕走，恐怕既不治標，也不治本。
不懂青年：
人才缺口不匹配，跨境工作成「夾心餅」
香港青年確實面對失業問題。疫情衝擊下，今年6月至8月，香港失業率達6.1%，重災區在15至24歲的勞動人口，達4.6萬人，佔同年齡段人數的19%，即每六個香港青年，就有一個失業。
青年民建聯確實看到了「青年失業」，卻沒深究「失業青年的特徵」，就直接「鼓勵青年去內地上班或創業」，殊不知現時香港的失業人士根本對不上「大灣區」的人才缺口。
有些大灣區城市向來鼓勵香港人到內地發展，但主要針對精英人士。以廣州為例，廣州市白雲區8月發布「廣州市人才綠卡」政策，在當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可以申請「綠卡」，憑藉綠卡可享受辦理長期居留證件和R字簽證（頒發給中國需要的外國高層次人才和急需緊缺的專門人才）、子女入學、購房購車、辦理營業執照等一系列待遇。
但細看條件，一般人不易申請，必須是：創新創業團隊；傑出產業人才；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博士以上學位；「雙一流」（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大學的碩士以上學位；境外一流大學（全球前500名）碩士以上學位；骨幹企業或重點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入選世界技能大賽國家代表團的參賽選手。
可以取得「綠卡」資格的，本身在香港就是炙手可熱的人才，這些大灣區城市只是讓他們多了一個選擇。不論是留在香港，還是北上試試，他們都有選擇的自由，他們的就業問題也從來不是「失業問題」的核心。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兼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接受《香港01》訪問時提到，若將香港青年分成三類，大灣區對各類青年的機遇是不同的：第一類是金融及專業配套服務出身的人士，大灣區可作為其目標市場，以拓展事業版圖；第二類是工科出身的年輕人，可在大灣區的科創產業找機遇，提高薪酬天花板；第三類是沒有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可能在從事簡單勞動業—「你上到去的競爭力並不比人家更高。」洪為民說。
現時，香港的青年失業問題核心是「第三類青年」。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在6月到8月的失業人士中，中學教育程度人士共計約12.5萬人，佔總失業人數的一半。而按照行業分布，零售、餐飲和住宿行業的失業情況最嚴重，6至8月份數據增至10.9%。他們本身就「選擇受限」：香港已然無法提供工作崗位，就算背井離鄉去「大灣區」工作，亦無法受政策照顧。
再者，香港是特區，和大灣區城市的關係不是簡單的接壤關係。兩地隔有海關，通勤交通已經諸多不便，更執行不同的制度。跨境工作人士容易受到兩地政策影響，成為制度之間的「夾心餅」，這類工作模式本就不宜大範圍推廣。
以稅法為例，《香港01》早前報道了中資公司的港漂在已繳納薪俸稅後，又被內地徵稅的問題。內地《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在2018年9月通過，條文指任何人在納稅年度於內地居住滿183日，即會被定義為稅務居民，要就其在全球的境外收入，包括工資、做生意賺取的金錢、存款利息、股息、出租、出售物業，以至偶然所得等繳納個人所得稅。
假如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置業，每日兩地來往，每年很有可能會於內地住滿183日，那又會否面臨雙重課稅？
更不用提現實的情況，疫情爆發後的跨境學童和跨境工作人士在穿梭兩地需面對兩地政府的14日隔離政策。從事文職工作的小風（化名）家人早年移居東莞，她大學畢業後在港工作，因疫情封關的關係，自2月2日農曆年假往內地探親返港之後，她再沒有回內地見過家人。
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青年民建聯深居「廟堂之上」，或許未曾考慮過這些現實問題，更難以切身體會失業青年的困境。一看到失業率暴增，就錯判香港青年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是「供大於求」，於是將解題思路簡化為「轉移勞動力」，最後自然會得出「鄰近的大灣區」這個答案。
不懂香港：忽視深層次矛盾的simple solution
為什麼說青年民建聯不懂香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青年所面對的「失業問題」和「房屋問題」都源於香港長期以來的深層次矛盾。這些矛盾重重相扣、代代累積，最後落在了青年身上，才成為了「青年問題」。
先來看「失業問題」。有人認為失業問題是「周期性問題」，不過是疫情導致經濟下行帶來的影響；殊不知失業問題其實是「結構性問題」，不過是新冠疫情這隻「黑天鵝」揭開了香港就業結構最脆弱的部份。
從人才需求來講，失業問題揭示出香港長期以來忽視產業的多元化發展，除了「四大支柱」行業，香港青年根本沒太多選擇。而缺乏實體經濟支持的產業結構抗風險能力差，極易受到經濟環境影響，自然無法抵抗疫情影響，才導致失業率狂飆。
「（我）會覺得很迷惘，覺得政府給年輕人的機會不太多。」小風說。擁有人文社科專業學士學位的她，對在香港做文職的薪酬並不滿意，她有修讀碩士學位的打算，卻受限於經濟壓力而難以實行。「我父母不支持。對於我們家庭來說，讀研究生的經濟壓力太大了。我也希望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有機會再繼續深造。」
除了經濟壓力之外，工作時間也是青年需要考慮的問題。小風的同事小海（化名）現年27歲，今年已是他修讀香港公開大學兼讀制學士的第四年。小海在中六畢業之後便投身社會工作，早年已萌生自我增值的念頭。「各種行業的工作都做過，電話接線員、麥當勞服務員、倉庫管理員等等……不過，那些職業都不算穩定。後來找到現在這份文職工作，收入和工作時間稍微穩定了，才有心思進修。」小海說。
由此可見，低學歷人士及簡單勞動從業者受限於經濟壓力和工作時間，繼續進修的難度較大。在香港的勞動力市場，「選擇受限」人士即使想通過自我增值向上流動，也須面對結構性的重重阻力。大部份人只能留在最脆弱的行業中，承受經濟下行帶來的風險。
洪為民說：「這個問題是香港自己要解決的，大灣區做得再好，都無辦法解決香港自己的問題。它解決不了老人執紙皮的問題，也解決不了好學校世襲的問題。」
再來談土地問題。青年民建聯提出「大灣區置業」的背景，是基於「香港住宅用地有限，住房剛需無法短期內解決」。但《香港01》一直強調，香港沒有「土地不足」的問題。
香港的房屋供應不足，不是因為土地資源的缺乏，而是因為「壟斷」。房地產商和新界鄉紳長期壟斷土地，據統計，棕地及荒廢農地所佔土地面積合共6,700公頃。單是恒地、新地及新世界這三大地產商的農地儲備總和便達到800公頃。
「反壟斷這件事，從來不是勞苦大眾可以做的。每一次壟斷的主體一定是一個非常強有力的企業，唯一可以抗衡的只有政府。」洪為民說。
政府若不敢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收回棕地和開發農地，房屋問題就會無從下手。截至今年6月底，公營房屋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5年，供應速度嚴重滯後於發展。2011年提出的「青年宿舍計劃」更是淪為笑話，九年後終於落成的首個項目大埔PH2僅得78個單位，卻合共收到約900個申請，超額申請約10.3倍。
歷史已經表明，政府不去解決土地「壟斷」問題，所謂的房屋政策都不過是「小恩小惠」，根本填補不了巨大的供應缺口。現在，青年民建聯將房屋問題簡單歸因於「土地不足」，根本是無視「壟斷」這一深層次矛盾，逃避了政府「反壟斷」的責任。
癥結找錯，理所當然會得出「離地」和「天真」的解決方法。青年民建聯的「大灣區置業」提議就同過往所有不去解決根本矛盾的房屋政策一樣，都是「治標不治本」。
洪為民將香港比作「一個患了很多疾病的人」，「這些病很多是長期病，慢慢拖到現在。比如你有糖尿病，就拖到眼睛有事，拖到腳潰爛。那我去醫眼是無用的，要去尋找根源。面對長期病再加上併發症，所以不會有個simple solution（簡單解決方法）。」
不懂大灣區：
政策需「互惠」，發展產業要全局眼光
香港作為「特區」有很多優勢，包括一流的大學、專業的服務、自由的市場、成熟的監管環境等。站在大灣區的角度，每一項對港優惠政策的提出，都是希望香港能發揮作用，以填補灣區的劣勢，但從來都不是去解決香港的問題，更何況根本解決不了。然而，來到青年民建聯的眼中，「大灣區」好像就成了「萬能藥」，殊不知都是他們的「一廂情願」。
「對於大灣區的各個（其他）城市政府來講，香港人去買樓，抬高了樓價，對他們有什麼好處？」洪為民道。
洪為民指出，房屋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商品」，而是一種「配套服務」。除了房屋，政府還要在居民的子女教育、醫療、交通、環境設施上有所投入。「政府有責任對市民提供這些服務，是因為市民有工作，正在創造經濟價值同交稅。但它無責任為本市市民以外的人提供這些服務的。」他說。
以桂山島為例，有學者提出由中央租讓珠海桂山島填海用地予香港建造公屋。洪為民反問：「站在珠海市政府角度，憑什麼給個島，還要填個海，給你（香港）政府做公屋呢？為什麼我自己不起公屋給自己的市民住，或者做人才住房吸引世界人才呢？」
洪為民更指出，提出涉及兩地的政策時，不應該去要「優惠」，而是要考慮兩地「互惠」。
洪為民強調，不是反對開發桂山島，只是反對起公屋。他提出自己對桂山島的建設設想：以「洋山港」為標桿，用股權制吸引穗、珠、深政府和香港政府共同將桂山島建設為深水港，由此轉移葵涌、南沙、深圳西部港灣的港口到桂山島。香港可藉此釋放葵涌、屯門、青衣的工業用地，用於公共房屋和寫字樓建設。
洪為民從「互惠」角度分析：香港西部和深圳南山區需用地；而廣州的南沙港處於河道，若搬遷到身處大洋的桂山島，可解每年「挖沙之困」；珠海在碼頭配套商業設施，即可創造經濟價值。
同樣地，香港亦可以借「大灣區」調整產業結構，解決產業固化的深層次矛盾，由此解決失業問題。洪為民重申：「香港要調整產業結構，必須考慮大灣區，考慮如何與大灣區各市分工合作，才能變作一個最合理的產業結構。」
香港有六大優勢產業：文化及創意、教育、醫療、環保、創新及科技、檢測及認證。然而，優勢產業在「四大支柱」的擠壓下逐漸失去生存空間，亦無法創造大量工作崗位。
從互惠的角度，香港可以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去填補「大灣區」的產業空白，形成兩地合作。正如洪為民所言，「將整個大灣區當做經濟上的一個整體，那產業的分布相對就會健康好多。你（香港）只能走這條路了。」
洪為民以文化及創意產業為例，提議政府可以利用政策鼓勵青年往這些行業發展，形成和大灣區的產業對接，「透過配合內地的工業發展，我們現在可以打造一些國際知名的產品及品牌。加強我們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扶持，令他們能夠與內地產業、工業對接，令它們成為一個融合的產業鏈，那就可以幫到一大班人。」
上文節錄自第236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0月19日）《「大灣區」不是「萬能藥」 青年民建聯暴露「三不懂」》。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