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一部全素人、講潮汕話、投資僅1,400萬元人民幣（下同）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從1%的排片率起步，一路逆襲，最終以全球21億元票房、9.3分豆瓣電影評分，成為今年影壇最大黑馬，更引發觀眾和電影產業對「大製作」還是「小成本」的思考。很多人都問：《阿嬤》誕生於深圳，但這個關於家庭、文化、記憶、情誼和告別的溫情故事，為什麼會在一座被反覆倍貼上「文化沙漠」標籤的城市中誕生？問題或許不在於深圳「有沒有文化」，而在於那些想拍電影的深圳人們，都做了什麼？

「文創圳興」系列深度報道之一

「有了前三部賺錢的電影，才有了《阿嬤》」

《給阿嬤的情書》大獲成功之後，導演藍鴻春接受訪問時，多次將團隊的成功歸因於深圳這篇土壤的持續滋潤，並認為《阿嬤》是敢闖敢拼的城市創業精神在文化領域的一次生動投射——一個從潮州走出的年輕導演，深圳到底給了他什麼？

深圳市影視產業聯合會會長李亞威的名字，出現在《阿嬤》片尾的「聯合監製」一欄。但李亞威接受《香港01》訪問時，坦言不願意「蹭熱度」，只願意承認這一句：「藍鴻春是從『聯合會』的『小成本電影扶持計劃』走出來的導演，我們之前有過幫助就夠了，電影成功是導演的才能。」——深圳早於2019年率先推出有關計劃，獲宣傳部支持、由聯合會負責推進，針對小成本電影「找錢難、把關難、發行難」的痛點，進行全流程的幫扶。

藍鴻春正是在該計劃的幫扶之下，完成了前期的三部代表作品——《爸，我一定行的》（2018年）、《帶你去見我媽》（2022年）、《四海潮味》（2026年）。前兩部作為聯合會監製的院線電影，均有盈利。李亞威指，除去宣發成本，按純製作成本計算，《爸》投資約300萬元、最終票房4,700萬元，《媽》成本不到600萬元、賺了2,374萬。《阿嬤》的製片成本超過幫扶計劃的800萬元預算，所以未有參與其中。不過，在籌劃之初，藍鴻春也曾與李亞威商量劇本的構想。「因為有了前三部賺錢的電影，才有了《阿嬤》。」李亞威直言，《阿嬤》是「天時地利」的產物，而非可以複製的電影模板。

「深圳的電影故事是拍不完的」

李亞威出生在東北，21歲進入長春電影製片廠，一待就是16年，從事過編輯、編劇、導演等不同文藝工作。1990年代，國家由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老工業基地聞名的東北風光不再，大批國有企業虧損，「下崗潮」湧現，電影廠更是處於異常窘迫的環境。李亞威眼中，1994年的長春「死氣沉沉、令人疲勞」，坐不住的她決定離開，「希望能到一個火熱生活的地方去」。於是，她去了深圳，被分配到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在那座剛剛吹起改革春風、充滿活力與變化的新城市裏，李亞威發現，深圳電影產業已與全國一同起步，而且水準「一點都不差」。此前，深圳已於1985年攝製了堪稱「現象級」電影的《少年犯》，用真實少年犯的自我演繹，開創中國法制題材電影先河。及後深圳的基建與文化高速起飛，她也開始了自己的創作生涯。2000年前後，她身兼編劇、導演、製片、發行多職，創作了七部聚焦深圳普通人的小成本電影，包括《眼睛》、《媽媽飄着長頭髮》等作品。2015年，深圳市委宣傳部下達文件，讓她牽頭成立「深圳市影視產業聯合會」，從項目的胚胎到最終的發行，以服務平台的形式打通深圳電影產業鏈。

「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不比全國差（的土壤環境），我才覺得這個地方也不是一片沙漠。」關於「文化沙漠」這個標籤，她認為人們「往往以這個城市有沒有高樓大廈、科技是否發達、生活是否優越來衡量文化水準」，但深圳有客家文化、廣府文化、潮汕文化，「不能說是一片荒地」。只是因為大批全國各地和海外人士都匯聚當地，形成了移民文化——儘管有些複雜，卻是多姿多彩。她肯定地說：「深圳的電影故事是拍不完的。」

深圳是一個創造奇蹟的地方，也是一個出主張、出格的地方。要是完全按部就班地做，是做不出東西來的。

「投一部大製作電影，能投五六部小成本」

2018年開始，李亞威帶領「聯合會」走訪了深圳100多家民營影視公司，發現一個普遍困境：年輕導演們為了電影夢「砸鍋賣鐵都要自己做一部電影」，但行業狀況卻是「激情投資、盲目投資、不敢投資和自嗨投資等導致慘敗或陷入困境」；與此同時，民營影視公司「機構各異，良莠不齊，又缺乏專業指導和判斷」，導致許多電影人「感到十分迷茫」。

當時中國電影市場正處於轉型陣痛期，觀影人次下降、票房整體下滑、多家電影上市公司預計虧損、影院陸續結業。相較以往大流量、大製作為主的電影，觀眾開始更喜歡「內容為王」的「良心製作」，倒逼產業升級。以今年為例，票房破億的新片數量同比下滑，上半年票房逾2億元的影片僅13部，較去年減少近半，其中不少還是大製作。投資風險被無限放大，擔心一旦失敗就會血本無歸。李亞威算過一筆帳：一部電影投資2,000萬元，輸了就歸零；同樣的資金，如果拆成五、六部小電影，總有一部能成功。這是她最務實的判斷，也是「扶持計劃」的底層邏輯——讓年輕創作者先用小成本活下來，再談夢想。

2019年，「扶持計劃」應運而生。深圳市影視產業聯合會負責內容把關與製作指導、深圳市影院聯合會則負責協調發行資源，一套貫穿劇本路演、拍攝製作、後期送審的全流程孵化機制就此建立。在劇本誕生初期，「聯合會」就會安排「路演」，邀請各路專家評審，「都是全國名流，一線的製片人、一線的編劇、一線的導演」。如果專家當場否決一個項目，聯合會也會直接要求團隊停止拍製，以免民營公司受損。

「扶持計劃」開始至今，共製作完成25部電影，其中18部獲得國內外獎項。李亞威強調，小成本電影是「自己造血，政府扶持」——拍製完成才拿成果申請補貼。她透露，政策正在調整中，舊補貼最高100萬，新政策力度會更大，但原則不變：不讓公共資源打水漂。

「未來七成電影會是小成本製作」

如果說深圳孕育出《阿嬤》是驚喜，那麼另一部上映20天票房就突破20億元的熱門電影《功夫女足》，則恰好印證了深圳作為科技之城、創新之都的實力。這部周星馳導演的大製作，3.8億元投資有中有一半用於視覺特效製作。全片超過1,200個特效鏡頭都由AI系統製作，是國產垂直影視AI系統首次在院線A級商業大片中規模化落地。電影大量拍攝戲份都在深圳坪山新區完成，該地不僅已有佔地18萬平方米的國際影視文化城，還在推進微短劇出海基地、AI+影視、大灣區數智影視創新高地等深度融合了城市優勢的產業新方向。

影視市場如今面臨短劇、AI的衝擊，但李亞威認為，「真人表演的故事片，尤其是中等成本的情感類電影，仍會長期存在」，而小成本電影則會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精神產品形態」。在李亞威看來，小成本和大製作的區別不在於誰更高級，而在於「看題材」。她說，如果拍戰爭片，「一會兒戰場三分鐘，我得死多少人」，成本自然高；如果拍一個人從頭到尾在一條街上的故事，成本就低。小成本電影不是「窮人版的大製作」，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精細的電影形態——人物少、情感集中、故事要一步扣着一步走。

李亞威預判，未來中國電影市場70%都可能是小成本製作，「因為成本少，越來越多的電影就能走出來，實現良性循環」。她強調，聯合會對小成本電影的定義也在不斷調整——最初規定為800萬元以內的製作成本，如今已經上升到2,000萬元。但核心原則不變：故事行不行，比錢多不多，更加重要。她說：「小成本電影比大成本電影必須更高一籌。大成本可以用錢砸，小的沒辦法，只能靠人物的心理變化和故事不斷的轉折。」

「小成本不影響把一個故事講好」

「素人表演」是深圳小成本電影的另一個核心主張。李亞威說，這是聯合會「最早提出來的」，「大腕兒（大明星）片酬過高，350萬元一個大卡司就沒了」。省下來的錢，可以放在打磨故事和製作本身。事實上，素人演員的優勢不止在成本——在一些特定的地域題材裏，專業演員反而成為短板。她以聯合會扶持過的一部影片《孜木嘎拖》舉例：「電影講的是彝族山區裏孩子的故事，孩子們都說彝語，專業演員絕對都演不出那種真實感。」

藍鴻春導演的作品便是採用這種模式，《阿嬤》裏，最大咖的演員除了「泰國影后」烏薩·薩梅坎姆（Usha Seamkhum）外，便是一位84歲的潮汕老人，因孫子是拍攝潮汕家庭生活日常的博主而聞名；主演三人則分別是普通大學生、主持專業畢業生和插畫設計師。小成本電影因沒錢請大明星，無可奈何下採用素人表演，最後竟成了市場中最被認可的選擇——時到如今，大部分觀眾已不願意再為片酬動輒千萬元卻演技平平的流量明星買單。

李亞威提到，年輕導演半夜完成製片，會興奮地打電話報喜；遇到問題時，也會第一時間哭着找她。她笑說自己是「沙場點兵」，沒有KPI、沒有「五年規劃」，只是「走到哪兒打到哪兒」。當大製作接連倒下，深圳便用更輕、更快、更安全的方式，讓年輕電影人先活下來。或許那座城市的文化，不只在高樓裏、代碼裏、分秒必爭的技術工廠裏，也在那些深夜哭訴的電話中、改了又改的劇本中，在每一格被點亮的銀幕畫面裏，默默地生長。

電影最重要的還是故事，小成本不影響把一個好故事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