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有4,000頭活豬從內地運到香港屠房宰殺。那些豬是在怎樣的環境下長大？在擁擠的運輸車上經歷了多長的顛簸？被送進屠房後，是被人用電刺棒驅趕、在驚恐中吊起活宰，還是先被電擊致暈、在無知覺的狀態下放血？這些問題，相信多數消費者都不太感興趣，甚至認為和自己沒有什麼關係。早在2010年，香港大學發表的《香港動物權益法例檢討報告》就指出本地屠房運作不符合動物關懷標準，給待屠宰動物帶來不必要的傷害。16年過去，香港的屠宰流程、法律規管、消費者認知又走到了哪裏？

「被吃的動物」系列深度報道之下

豬的痛苦和恐懼都被你吃進肚子裏

「動物福利跟高質量的農產品是完全成正比的。」福建養豬博主馮咨翔接受《香港01》訪問時反覆強調，「運輸和屠宰過程中，當動物福利水平越高，受到的驚嚇和痛苦越少，豬肉的品質就越好。」他解釋道，如果豬在屠宰前若經歷長時間的運輸、擁擠、恐懼，就會產生慢性應激反應，使得肌肉中的肝糖快速分解，產生大量乳酸，令肌肉PH值迅速下降，保水性變差，肉質就會呈現出發白、柔軟、滲水的型態；另外，運豬車通常非常擁擠，在長時間運輸過程中還會出現豬隻掉落摔至骨折甚至死亡的情況，同樣都會影響肉質。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SPCA）動物福利副總監Dr. Fiona Woodhouse表示，《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規例》規定，被帶進香港供屠宰的動物，於抵達後須隨即採用最直接的路線帶往持牌屠房或政府倉庫。她認為條例對於為人類提供鮮肉的動物的保護作用相當有限：「動物生命最後兩個小時才會受到法例規管，但動物到這之前，究竟受了什麼苦？」

香港有逾九成肉類從內地進口，不僅有從廣東省內較遠城市的豬隻，更有湖南、湖北等地的跨省豬隻。受訪者們都認為，這些動物應在養殖地就近屠宰，再以冷鮮肉形式運到香港售賣，既降低人工和運輸成本，也降低動物痛苦。馮咨翔說，新鮮屠宰的熱鮮肉在全國範圍內只集中於雲南、廣西、廣東、福建、香港這幾個地方。Fiona則提到，「冰鮮肉不會暴露在熱空氣和蒼蠅中，不僅營養不會改變，品質反而更好」。不過，香港消費者普遍認為熱鮮肉更新鮮，但由於本地無法養殖大量豬隻，只好把活豬運輸來港屠宰。

本地養豬業至少落後30年發展

香港城大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獸醫教師李慧品探訪過一些本地養豬場，形容「整體跟英國最低標準差不多」。她指出，那些豬場都是個體經營，沒有政府參與，也仍在沿用30年前的傳統模式；當中管理較好的，豬隻狀況尚可，但有些家庭式豬場搭建在破舊地方，欄杆不佳，空氣流通極差，「一進去就全部都是豬在咳嗽，甚至奄奄一息。」

「他覺得養了沒有虧錢，也沒有太大的變化，那就繼續養着。」李慧品如此理解那些豬場的存在動機。養殖業在香港已是夕陽產業，政府自然也不會投入資源幫扶農戶改善環境。至於香港豬場的動物福利如何改善，李慧品無奈道：「先保障動物健康和生物安全吧。」

豬隻究竟如何被屠宰？馮咨翔指出：「目前全國範圍內的豬肉，大部分都是電擊麻醉和氣體麻醉。」流程是——先把豬弄暈，在頸動脈上來一刀，「一分鐘內就會因為大出血走掉了」。他強調，「經過麻醉的肉品品質反而更好，因為沒有活宰時的掙扎，不會產生乳酸」。不過，不管是什麼麻醉方式，都會讓肉的顏色看上去沒有活宰的那麼新鮮，而消費者更傾向於買顏色更鮮艷的豬肉，這個市場需求也導致部分喜愛熱鮮肉地區的屠宰廠仍然會以活宰的方式宰殺豬隻——即將豬活着吊起、直接割頸動脈放血。

沒有「活宰」的香港屠宰過程人道嗎？

儘管香港屠場沒有活宰，但Fiona Woodhouse與香港大學法律副教授Amanda Whitfort在2010年發布的《香港動物權益法例檢討報告》顯示，包括上水屠房在內的多個本地屠房被發現存在多項違反國際動物福利標準的具體問題。包括：使用帶有電線的電刺棒、棍杖及喉管襲擊動物、暴力驅趕豬隻；強迫後腿受傷或懷疑髖部骨折的豬隻行走並遭受電刺棒戳擊；擊昏動物的電壓不足，動物在未完全失去知覺狀態下被放血；空間不足與過度擁擠；生物安全風險；飲水不足與豬隻熱衰竭等等。

那麼，《香港動物權益法例檢討報告》發表16年後，屠房有否解決相關問題？Fiona Woodhouse 表示，屠房的操作流程並不對外公開，不清楚目前的屠宰系統、電壓和操作流程，並指當時《報告》發布後，希望能夠聯繫屠房共同討論，但上水屠房的運營公司五豐行與政府相互推諉。至截稿前，《香港01》記者就此專題查詢五豐行，亦僅獲回覆「採訪需要聯繫食環署批准」。

對於屠宰流程需否公開，Fiona Woodhouse認為，「如果符合國際標準，不明白為何要隱藏；但只要政府能夠獨立監察，也可以不需公開」。不過，她認為香港屠宰業還是有進步，包括關閉了長沙灣小型屠房，動物毋需航運運輸；城大獸醫學院的建立，增加農場動物福利技術支援；已實施宰前檢查和在屠房內安裝閉路電視。

愛貓狗卻無視屠殺只看肉不看動物

香港也不是完全沒有規範食用動物福利的法律和指引。例如食環署設有《食用動物福利工作守則》，就食用動物在運送、飼養及屠宰等環節的福利提出了具體要求；但該守則不僅沒有法律效應，且是2006年公布，已經過時。

法律層面，《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規定，為食物而屠宰動物，若沒有造成「不必要痛苦」，不會被檢控；但若殘酷對待、毆打、不當屠宰並造成不必要痛苦，則可被檢控，最高刑罰為3年監禁及20萬港元罰款。不過，Fiona Woodhouse指出，包含虐殺貓狗等伴侶動物的行為在內，實際最高判刑也才只有15至18個月，還會受求情等因素影響，但相較而言，對屠宰動物造成不必要痛苦而被檢控的案例則幾乎不存在。

另外，還有《屠場規例》和《屠房規例》，但主要用於規範屠場的發牌、衛生、檢驗和運作。《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條例》亦是如此。港府目前正推進修改《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Fiona Woodhouse希望將「謹慎責任」納入其中，以適用於所有動物。「若只適用貓狗，會非常尷尬。」但她也支持，可先規範貓狗，再延伸至其他動物。

消費者是提高動物福利的關鍵力量

儘管香港是一座關心寵物權益、關心人寵共融的現代大都市，但長久以來，有關農場動物福利的討論，卻在公共視野當中缺席。若政府「人道處理野豬」被認為是「殘酷捕殺」，那麼公眾為何對每天在屠房的屠殺避而不談——這或許是一個無法解答的社會哲學問題。

李慧品認為：「畜牧業離消費者太遠了，大家看不到那些動物，不像去爬山就能看到野豬。」馮咨翔則直言：「全人類都在奉行人類中心主義，認定其他生物都是為人類服務的，所以我們把伴侶當家人，把養殖動物當肉製品、蛋白質和脂肪。」

馮咨翔主張，消費者是提高動物福利的關鍵力量，但前提是消費者要有意識、有能力、有選擇。歐美有大量消費者願意為動物福利每斤肉多付一兩元，但內地消費者一方面沒有這個意識，另一方面即使有意識也不一定有足夠的食物預算。「消費者不了解一頭豬從出生到送上餐桌到底需要經歷什麼。」所以他致力於普及消費者的認知，但強調並非強迫消費者，「我們不是逼着公眾要吃素、買高福利產品，我們只是提供更多的選擇權給公眾。」

知情權正是推動產業變革的重要起點

馮咨翔相信，消費者了解得更多，就更願意支持高福利產品。以雞蛋為例，內地非籠養蛋品牌「快樂的蛋」售價約兩元一顆，而某品牌打着「可生食」的旗號把普通雞蛋賣得更貴——「其實內地所有雞蛋都符合可生食標準，就是不能有沙門氏菌。」他認為，若消費者知道籠養雞的處境，會更願意支持非籠養產品。不過，市場固然重要，但若有政策幫扶，動物福利就會更加迅速提高：「如果有政策支持，高福利養豬場的每一斤豬肉收購價能貴一塊錢，我可以向你保證：三個月之內，全中國沒有一個限位欄豬場，全部都會改。」

李慧品則說，消費者即使有意願支持動物福利，也面臨產品難以辨識的問題，不只如何確信；至於屠宰方式、運輸方式，就更難在產品中體現，也難以在可信體制下傳播。例如「非籠養雞蛋」是可辨識的，但「走地雞」定義含糊，「很多人會覺得是噱頭」。

她觀察到，國外消費者的付費意願較高，且對農場動物處境了解較多，「他們認為花錢是在為他想要的系統投票。」例如，英國有「RSPCA assured」作為官方高福利動物製品認證標準，要讓產品上印有這個認證章，農戶為動物提供的福利標準遠超法定要求：禁止籠養雞、禁止母豬限位欄、必須為所有動物提供豐容環境、採用盡可能人道的屠宰方式⋯⋯

公眾一般會承認食用動物有感知，對較有代表性、較大型、較易產生連結的動物關注角度，按關注度排列是：牛高於豬，高於羊，高於禽類。

「消費者就會比較容易購買，農產品甚至可能需要這個章，才能進入特定的超市。」李慧品介紹道。至於雞蛋的分級，就更為直接，消費者可從蛋殼上的數字辨識飼養方式，如「0」代表有機，「1」代表放養，「政策規定必須要有這個印章」。

Fiona Woodhouse亦同意消費者驅動比生產者驅動更好，但問題是缺乏標籤，以及高福利產品往往賣得貴得多。「高福利動物產品的利潤率應該跟普通產品差不多」馮咨翔認為，「高售價」源於「高成本」，但不能以「高福利」為由牟取暴利。他注意到，很多消費者都有支持高福利產品的意願，但沒有足夠的負擔能力，「如果保持合理的售價，可能會有更多消費者支持」。他也笑言，毋需擔心企業靠高福利農產品賺大錢，「從中國市場的內卷程度來看，如果支持動物福利的消費者足夠多，那麼高福利企業也賺不到超額利潤」。

Fiona Woodhouse則說，公眾不需要非常強烈地關注動物福利，「他們只需要支持」。但支持的前提，是知情。今天市民走進街市，看到的是肉，不是動物；看到的是價格，不是養殖環境。當標籤缺失、法律過時、資訊不對稱，無論是否願意付費，消費者的選擇權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