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島野豬被「人道處理」引眾怒，到放寬狗隻進入食肆掀起風波，以及眾多動保持份者呼籲引入寵物照顧者的「謹慎責任」，乃至近期多宗狗隻襲擊事件掀起的流浪狗管理討論——香港對動物關懷、人寵共融的關注和討論不可謂不充足。然而，上水屠房每日屠宰約3,000頭活豬——從「可見的動物」變成「無名的豬肉」，作為每日維持人類蛋白質所需的農場動物，卻在這場看似聲勢浩大的討論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香港市民是否了解每天餐盤裏的豬肉從何而來，牠們到底遭受着怎樣的痛苦？如果不知道，人們是否有權利甚或有義務去知道？如果知道了，又能改變什麼？

「被吃的動物」系列深度報道之上

殺豬的人該不該談農場動物福利？

馮咨翔是一位「豬二代」，在福建省三明市經營一個養豬場。他高中赴美留學，畢業後曾在全球最頂尖的互聯網企業從事公關工作，卻在2022年底回到家鄉「繼承家業」。踏入家族養豬場的第一天，電動拉豬車壞了，他和三位男同事徒手拉走了兩頭死豬。

第二天，他在公司領導同事的注視下，第一次親手摔死了一頭10公斤的小豬。有一個主管在旁邊教學：「你得用力摔死牠，豬不痛苦，也不會流太多血，因為血有傳染性⋯⋯豬輕鬆你也輕鬆⋯⋯」——馮咨翔沒有表情地回憶當時的場景：「我力氣比較大，一下就摔死了，但牠還是有一些掙扎，嘴巴和鼻子都冒血了，四個蹄子短暫地撲騰了幾下」。

「關節炎」是那隻小豬必須死的原因，養豬場治療兩周都未見好轉，被判定為生長潛力過低或無法存活的「弱豬」。而這種驚駭的景象，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前線工作者不得不用盡全身力氣，摔死剛出生到兩三歲不等的小豬，那些小豬或因得了難以治癒的疾病，或因經過營養干預而體重仍不達標。至於為什麼不能繼續養着，原因只有一個——成本。

馮咨翔解釋，在不考慮虧損的理想狀態下，自然可以有更多解決辦法，例如建更多豬舍容納病弱豬，用加倍的時間和食物培育到適合屠宰的重量，或者用採購氣體麻醉箱給小豬「安樂死」等等。「氣體安樂箱的成本要增加成百上千倍，但消費者並不願意此付出更高的價格」，所以，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徒手摔死」，就成了養豬場最常見的方式。

被殺的豬可否免去不必要的痛苦？

馮咨翔為了科普養殖知識和農場動物福利，在社交媒體開設帳號「豬場嚴選」。然而，徒手摔死小豬的行為，在很多人眼中都是違背動物權益而且殘忍至極的，所以他的帳號經常收到大量網友的謾罵，批評養豬、吃豬且殺豬的人沒有資格談論動物福利。

馮咨翔則認為，正因為從業者是直接受益者，才更有責任和義務去引發社會的關注：「豬對整個人類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我們從業者的所有財富也都建立在豬身上，所以我們才要在能力範圍內盡可能地給牠們提供最好的動物福利。」例如丹麥作為動物福利法規制度非常健全的國家，儘管也會徒手摔死不合格的小豬，但再大一點的則會用氣槍處死。

「如果能夠確保一下就能摔死小豬，其實也是一種蠻有福利的事情。」馮咨翔說道。香港城市大學賽馬會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獸醫教師李慧品則補充：「雖然很殘忍，但是你如果要把這個動作做好也不容易。」她的工作之一就是帶領獸醫學生參觀內地養豬場，「學生看到摔小豬的場景，心理壓力也很大。」她希望之後可以製作一個「訓練模型」，讓需要摔小豬的人員可以在模型上反覆練習，避免在實際操作中為小豬帶來更多的痛苦。

任何對農場動物造成的非必要的痛苦都應該被杜絕——這是馮咨翔和李慧品共同堅持的觀點。何謂不必要的痛苦？「即使這隻豬一小時後就要被屠宰，也不能因為牠反正要死了，就打牠、嚇牠。」馮咨翔說，這也會降低肉質品質。在他看來，去除肉品異味的物理閹割、防止互相咬尾的斷尾以及屠宰，在現階段都屬於難以避免的「必要痛苦」；而限位欄飼養母豬、密集籠養雞，也被他列為當前成本及消費環境下農場動物必須承受的痛苦。

但李慧品對此沒有必然定義：「這會隨時代改變而改變。」她從不急於告訴學生「必要」與「非必要」的定義，而更着重訓練學生自行判斷的能力，「如果未來消費者的水平提高了，農場還在使用限位欄和籠養雞的系統，那就是『非必要』了。」

飼養者還能如何改善動物福利？

儘管高呼改善動物福利，但馮咨翔的養豬場並沒有為動物提供高度福利。他坦言，公司曾經為此投資好幾個億，但未能達到預期收益，實在難以為繼。但他強調，自家養豬場已經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所有新員工必須接受動物福利培訓，趕豬時不得用電棒或踹打。

為了方便管理，包括按時餵飼、生病治療、減少打架流產，馮咨翔的養豬場與大多數常規養殖場一樣，目前仍在採用「限位欄」的方式飼養母豬——母豬會被固定在狹窄金屬欄內，無法轉身、走動，「牠終生就生活在這樣的欄杆裏。」馮咨翔指出，丹麥豬場早已普遍採用大欄群養，讓多頭母豬在一個大豬圈內群體生活，有較大活動空間，可走動、社交，並鋪設稻草讓母豬築巢、玩耍，但內地因生物安全環境太差，必須進行管控嚴格，消毒麻煩又易藏病毒的稻草根本進不了豬場。「國內的母豬快生的時候，因為無法築巢，就會用頭撞欄杆。」他無奈地表示，「國內大概只有千分之五的養殖場能做到大欄群養。」

李慧品補充，即便改成大欄群養或非籠養，若管理不善，「其實也可以很糟糕。」她舉例，英國有些豬場雖符合最低標準，但骯髒惡臭，豬隻並不幸福。她也見過香港一些家庭式豬場，空氣流通極差，「一進去就全部都是豬在咳嗽，甚至奄奄一息。」

「在消費者沒有能力或意願為高動物福利產品付費的前提下，以降低生產成本為前提提高農場動物福利，就是最高效的方式。」馮咨翔因而與科技公司討論合作推出較低成本的智能飼餵站，「讓牠能夠根據母豬的胎次、日齡、體重、品種，用AI動態營養的方式調整飼料，盡可能地平衡大欄群養的成本」；同時推動免疫去勢，減少物理閹割的痛苦。他指出，還有很多相關措施，「（例如）打疫苗能去除公豬肉質的騷味，但同時保留了公豬的睪丸，儘管疫苗更貴，但公豬得以保留更多雄性激素，長得更快，節省飼料。」

成為了自己最不想成為的人？

動物在養殖場和屠宰廠遭遇着種種不必要的痛苦，一線從業人員也難逃創傷。自從馮咨翔親手摔死第一隻小豬，就被施暴型創傷壓力（PITS）纏上了。「PTSD是被動參與，而PITS則是被迫主動地參與一個不符合你的道德標準的暴力事件裏。」他指出，儘管豬與人的連結比不上寵物，「但無論如何你養了多久，或多或少有情感連結」，而日積月累從事這類工作，大腦組織就會有物理性的改變，例如對情感不敏感甚至麻木，偶爾做惡夢，還需要透過更具刺激性的生活方式緩解心理壓力，「有人酗酒、有人抽煙，而我是暴食。」

「大學二年級參觀農場之前，我一直以為牛奶是從冰箱裏長出來的。」在英國學習獸醫專業的李慧品，回憶起第一次殺雞的情形，當時農場管理人員把殺雞當作極其普遍又日常的事來教導她，她覺得自己成了「殺人犯」，「白天在殺雞，晚上回家哭。」儘管她沒有尋求醫學診斷，但她認為PITS已經成為了身上的一部分，「把上班的自己當成家暴者身份，告訴自己在做一件『正常』的事情，因為獸醫是一定要這麼做的」；也是在當時，她決心做滿一年半後就離職。而在經歷過殺雞、給小羊接生、去屠房參觀後，她開始選擇吃素。

我不想要變成這樣子的人，不想要喪失另一個身份。

不少研究顯示，獸醫的自殺風險通常是一般公眾的三至四倍，主要是因為日常工作中需要頻繁進行動物安樂死帶來的心理壓力，養殖業從業者亦然，但社會似乎更容易理解前者而非後者。馮咨翔認為，前線從業人員的心理壓力是一筆被社會忽略的隱形帳，例如全國養豬場工人基本上連續工作三個月才能休息，每天都經歷着身心壓力，仍要背負社會的罵名，「表面上是從業者主動在做，但實際上是社會現狀讓我們被迫做了施暴者和劊子手。」被問及自家豬場是否有為從業人員進行心理疏導，他直言：「連勞動成本、連勞動時間都沒有辦法保證，更不要提心理健康了。」他形容，這種壓力不會消失，只會轉嫁，「比如說我老了以後，我可能就有精神病，我要花醫保，這個醫保就是整個社會的錢。」

馮咨翔曾與內地科技公司高管討論以機器人替代人工摔豬：「既然人要摔豬，那我不如設計一個算法、一個設施，讓這個機器人去替我運行這個摔豬的系統。」他構想的機器人並非人形，而是配備輪式底座、機械臂、攝像頭與內置算法，機械臂可伸長，以液壓力量把豬夾起，確保一擊致命，「豬也不痛苦，也沒有人需要去摔豬了」。他認為，這類設施成本可以接受，機器人還能替代其他人工，但他也坦言距離投產「還需要很遠的距離」，機器人公司距離真正應用場景「還蠻遠」，要替代人工「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容易」。

當公眾質問吃豬的人是否有資格談動物福利時，或許更值得思考的是：殺豬的人願意發聲，吃肉的人卻未必有機會聽見。這中間隔着的，可能不是意願，而是從日常餐桌到真實的養殖業的距離。

動物福利水平會影響包括一線養殖人員心理健康在內的各項綜合成本，這個成本最終還是會轉嫁到消費者面前的每一塊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