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拒學真理部銷毀歷史 前檔案處長朱福強：守着記憶大門
《1984》是前政府檔案處處長朱福強大學時期的讀物，當時覺得離自己很遠，直至他近年推動《檔案法》立法，才覺得書中情節恍似已在香港出現—當警務處網站刪改關於六七暴動的資料，就像「真理部」在篡改歷史；政府「橫洲摸底」無紀錄，更似是書中提及人們害怕為歷史留下任何紀錄，以免被秋後算帳。朱福強明白書中名句「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因此他要繼續為香港「守着記憶大門」，推動《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立法。1984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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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福強生於1947年，1968年到加拿大讀大學，並取得碩士學位，主修歷史和檔案學，1984年加入香港政府任助理檔案主任，1999至2003年署任政府檔案處處長，2004年任歷史檔案館館長，直至2007年退休。近年，他積極推動《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立法，傳媒報道中常見其身影。
《1984》是朱福強1969年讀大學時政治課的讀物，時值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但身處自由國度加拿大的他，僅認為「老大哥」只代表着前蘇共政權，從來沒把它與中共聯繫在一起。「《1984》離自己很遙遠，但在現今的世代，才慢慢發現內容如此脗合，與自己有切身的關係。」
關係切身，皆因朱福強多年來的工作，與《1984》的主角溫斯頓在「真理部」的工作相關又相反。朱福強要「守着記憶大門」，整理和保存各類檔案，為政府所作所為保留歷史證據；而溫斯頓則每日在篡改歷史，將舊有的一切紀綠和筆記投進「思舊穴」（memory hole），讓它們被火焰吞噬銷毀。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港府每年銷毀一億份檔案
港府自2016年起向外公布銷毀的檔案數量，每年平均批准銷毀的檔案近一億份，疊起來超過100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IFC）的高度。朱福強說，在現行政策下，政府任何部門要銷毀檔案必須先列出清單予政府檔案處參考，讓處內專家查閱及鑑定檔案，最後經由處長同意刪去檔案。
「有時候部門交來1,000個檔案，最後有500個檔案我們都認為要保留，要保留的檔案隨即會轉送至檔案館。」這個過程通常與部門的預計不同，朱福強坦言，部門將檔案送到檔案處是希望銷毀，若結果不合部門的意願，他們可透過行政手段要求撤回，並取回所有檔案。至於取回檔案後他們如何處理，無人得知。
他語帶激動說：「到底這些檔案是否被自行銷毀了呢？檔案處無權力查閱其他部門的檔案，我們不像審計署那樣可以派人進部門核數。」他將「無權力」重複了三次。
朱福強深信，檔案內可尋得真相，「人的行為會受記憶影響，記憶又再影響行為」，然而，人的記憶有限，所以有必要存檔做記錄。
《1984》中的「真理部」，負責根據黨的現實和宣傳需要，改寫歷史文獻、報紙和文學著作，更可人為地製造真理、篡改和銷毀檔案。目前沒有證據顯示香港政府篡改檔案，但朱福強擔心，某些政府部門靜悄悄修改表述的做法，已如同慢慢修改歷史，「政府有些資料不想你知道，揭露了資料可能對某些既得利益者不利，所以會在資料上動手腳。」
「六七暴動」變消失的檔案
朱福強以警務處在2015年更新網站，刪去部分有關「六七暴動」的資料為例。原有的資料為「暴徒在左派學校的課室內製造炸彈，然後在街上隨處放置」、「他們身穿白恤衫深色褲、揮動毛語錄及叫喊口號」，沙頭角槍戰中越境的是「共產黨民兵」；但之後被改成「內地槍手」和「槍手的真正身份眾說紛紜」，「鬥爭委員會」、「恐怖主義」等字眼均悄悄消失了。
「你看一下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為什麼香港歷史檔案館中的六七暴動影片僅得21秒，暴徒等資料更是離奇消失？」相反地，英國國家檔案館卻保留了大量關於六七暴動的電文。朱福強批評，「政府要對人們有accountability（問責），但香港政府卻不想立一個法去監管自己，拖得便拖。」
橫洲摸底無紀錄
讓檔案消失，是「真理部」的工作，在《1984》中更恐怖的是，人民在極權下不敢用紙和筆記錄發生的一切和所思所想。不留下任何紀錄，就沒有證據讓後人追究。
朱福強認為，如此之事或已在香港發生。他重提橫洲公屋發展計劃：2014年修訂的發展區面積，比2012年大幅減少八成，時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稱有就橫洲建公屋與鄉紳「摸底」，但並無任何紀錄。朱福強直指無法想像港府會發生如此情況，「摸底時不會在枱面上抄抄寫寫，但回到辦公室一定會將出席的人物，他們所說過的重要句子等一一記錄下來！」
「控制記憶等於控制行為」
《1984》中，黨有一句口號：「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朱福強害怕歷史檔案被控制被消失，因此，從2007年退休後，就與高等法院退休法官王式英等人成立「檔案行動組」，呼籲當局就《檔案法》和《資訊自由法》立法，前者要求政府官員及公營機構必須妥善保存、管理及公開公共檔案，未經授權前不能夠隨意銷毀檔案，後者則容許公眾參閱解封資料。
直至去年12月，法律改革委員會終於推出《檔案法》諮詢文件，但未有刑事罰則，亦未有立法時間表。朱福強批評該文件殘廢，但有立法總比沒有好，「我很有信心政府會立《檔案法》，但會立出一條怎樣的《檔案法》是未知數。這都要看我們民間的力量與政府的角力！」
「每個人的行為是受你的教育、背景、記憶所影響，控制到你的記憶便等於控制你的行為。」朱福強每次提到記憶，便會手指向頭部，「溫斯頓最後都被洗了腦，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你覺得恐怖嗎？」
他引用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並強調：「政府愈想我們遺忘，我們愈要記着這些資料。改檔案就等於改記憶，即控制了我們。」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6日出版第161期《香港01周報》文章《〈1984〉出版七十年 政治預言小說預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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