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香港譯者劉紹銘：極權去到盡　「1984」便會發生

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講座教授劉紹銘是著名的翻譯家和作家，也是《1984》的香港譯者。1984年，香港處於中英談判的迷霧中，正在美國執教的劉紹銘受筆名「林行止」的《信報》創辦人林山木邀請，於該報連載《1984》中文版。當年他把版權賣給台灣出版社後，從未在香港結集成冊，經典譯作亦無再版，直至2010年在內地出版被刪減的簡體版。今年是《1984》出版七十周年，85歲的劉紹銘決定再修訂這部經典。三十五年前翻譯當刻，劉紹銘不斷想起1967年的所見所聞—文化大革命下，內地眾多知識份子自殺，香港「遍地菠蘿（土製炸彈）」。於是，「老大哥」、「電幕」、「雙重思想」這些在當時看上去有濃重科幻氣息的詞彙，經劉紹銘翻譯之後，出現在香港讀者面前。1984系列之二

《1984》出版70周年系列報道：【專頁】《1984》出版70周年　政治預言小說預知未來？（一）導讀：奧威爾筆下的極權世界（二）香港譯者劉紹銘：極權去到盡 「1984」便會發生（三）寫奧威爾式《中國夢》　異見作家馬建：香港摻了鹽變了味（四）拒學真理部銷毀歷史　前檔案處長朱福強：守着記憶大門（五）聽新語學雙重思想　鍾劍華：不知是人話、鬼話還是假話（六）圖輯：《1984》預言與現實　奧威爾在當今世界的身影

在《1984》的開頭，主角溫斯頓（Winston）偷偷寫着日記，記錄着「大洋邦」種種惡行，他知道一旦被發現，會被處以極刑。於是溫斯頓問自己：「寫這個日記是為了誰？」倏忽之間又回答自己：「為了未來、為了還未出生的人。」劉紹銘覺得，翻譯是「借來的生命」，謙稱自己不及奧威爾般有天分，便藉由翻譯來表達內心深處想法，翻譯不僅是語言的轉換，亦是為未來的人，將自己認同的概念傳達出去。

首譯巨著　時值中英談判白熱化

1934年，劉紹銘於香港出生，父親早逝，他讀完中一就失學，做過印刷學徒和其他雜工，公餘時苦讀，1956年考入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之後赴美，1966年獲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之後在美國和新加坡教書。1984年初，在美國教書的劉紹銘應林山木邀請而翻譯《1984》，時值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進入白熱化階段。他覺得林山木的邀請純屬「湊巧」：1984年翻譯講「1984年」的書，他感激林山木「踢他一腳」，「林山木先生功不可沒，如果不是他，我就不會翻譯。」

劉紹銘從未看過譯作在報章上的樣子，記者在圖書館找回當年剪報。1984年1月27日，《1984》首日在《信報》第八版連載，編輯用書中名句起了標題：《老大哥在看管着你》。同頁有一篇專欄文章，題為《香港人的憂慮》，討論時任總理趙紫陽訪美；下方則是該報專用筆名余錦賢的評論《九七問題左右學運》。

那個年代沒有電腦，劉紹銘只有一支筆、一疊稿紙、一本原著，就這樣每日填滿2,000字，譯完後便將稿紙放入傳真機，從美國傳真到《信報》編輯部。三十五年前，劉紹銘只能透過美國報章獲悉中英談判進展的零星消息，只知「共產黨一定不會輸的，談只是做做樣子」；三十五年後，看着記者提供的剪報，他才知道自己的譯作被辯論香港前途問題的文章包圍。

互相背叛　沒有比這更恐怖了

翻譯巨著的二十多年前，仍在求學階段的劉紹銘第一次閱讀《1984》。之後，他師從夏濟安和夏志清兩位文學評論大師，整個青年時代幾乎沉浸在象牙塔中，對一切充滿浪漫的想像。直到文革爆發，文學家老舍、翻譯家傅雷等大批知識份子自殺，令劉紹銘深感震撼，1967年回港探親，他看到暴動下的香港遍地「菠蘿」，大廈掛滿標語口號，商台主持林彬被燒死，《1984》由此真正進入心坎，似是慨嘆現實，又似回應小說，「真的很恐怖！人生如果到了這樣的程度，是生不如死！」

《1984》發生在虛擬的國度「大洋邦」，「老大哥」透過電幕掌控一切，人們互相提防、互相背叛。在書中，溫斯頓和情人茱莉亞（Julia）都被思想警察逮捕，出賣了對方；二人再次相見時，互道了一句「我背叛了你」。

背板、互相舉報、失去信任，這些都在文革發生，在劉紹銘眼中，「背叛」是最敗壞的部分，「你信任的人竟然不可相信，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恐怖了！」在訪問中，他多次說《1984》太恐怖了，平日不會翻看。有時他會想，若早點翻譯，或許能警醒世人，避過文革，「但若無文革，又不會有這麼多人注意到這本書。」

權衡取捨　接受簡體版被刪減

劉紹銘的譯文在《信報》發表後，從未在香港集結成書，1984年台灣皇冠出版社首次出版，1991年東大出版社購入版權再發行後，便從未再版，現時香港和台灣的書店都難以找到劉紹銘的譯本。

直至2010年，北京出版集團旗下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購得《1984》的簡體版權，劉紹銘的譯本才首次在內地出版，但內容遭到刪減，「出版社說盡量刪少一點，我沒有心機逐行比對。」他領頭翻譯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內地版就被刪除不少章節，其中張愛玲的內容被盡數刪除，他絕不是不心痛的，「『give and take』（取捨）的問題，畢竟書的大部分還能出版，仍是有正面的影響。」

劉紹銘說，多年來台灣的出版社不願出售版權，直至今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台方達成協議，將在香港再次出版他的譯本，耄耋之年的他又提起筆，每日花四五個小時校對塵封三十五年的譯作，之後再翻譯奧威爾另一反獨裁經典《動物農莊》（Animal Farm），「其他版本錯漏不少，且無法精準譯出原文的神髓。」

當香港變「1984」　便是大家共同命運

劉紹銘長年在美國教書，遠離中國不同的政治運動，亦因預計回歸後的香港自由不再，不打算回港。但在1994年，即將60歲的他突然接下了嶺南大學的教職，「如果我繼續在美國，會有自由，但一想到雲吞麵就忍不住了，人的情感是很真實的。」他對香港還有浪漫的想像，希望可以助香港保存自由，「做得多少就多少。我們鬥不過共產黨的，只希望還有多少阻嚇作用，沒有那麼快失去自由。」

今日的香港，有人不敢說真話，出版社自我審查；而在內地，監控鏡頭、人臉識別技術的普及，亦讓人覺得「電幕」隨處可見，加上網絡審查，亦似書中預言成真。「『1984』尚未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但是確實發生在某些人身上。」劉紹銘相信，「老大哥」的一套在香港沒有市場，香港現時也未到「最壞的」1984式地步。那麼，香港會不會有朝一日也變成那樣呢？「極權若是去到盡，1984就會發生。最壞情況就似1984那樣，不能更壞了。如果香港有一日變成這樣，就是大家共同命運了。」

在簡體版的橫封上，印着「多一個人讀《1984》，就多一個自由的人」。劉紹銘淡淡說了一句，「太樂觀了。」

上文節錄自2019年5月6日出版第161期《香港01周報》文章《〈1984〉出版七十年　政治預言小說預知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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