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司長，香港尷尬夠了！
《財政預算案》周三（4月30日）在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舉手贊成之下獲得通過，按理說，這應是展示「改革求變」魄力、讓市民看見成果的關鍵時刻。然而，除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重申香港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美國的霸凌極限施壓」，並期望香港能擔當「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以「開拓新藍海」外，香港人從中能看到什麼希望？
立法會議員的提問極其斯文，大概連「質詢」也稱不上。陳茂波在總結發言中就社福開支、公務員編制、飛機乘客離境稅和邊境建設費四項作出回應，看似理直氣壯，卻恰恰暴露了其視野狹隘、策略蒼白。議員和市民關心的難道只是小修小補或幾項收費嗎？大家更焦慮的是香港經濟的整體方向、產業轉型步履蹣跚、創新動力闕如，以及面對全球變局時政府是否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市場塑造能力。司長選擇性地回應微枝末節，卻迴避了對整體經濟藍圖缺乏前瞻性、公共投資回報不明、未能主動引導市場應對挑戰等根本性質疑。這種避重就輕的回應看似可以為既定政策辯護，卻從未解答香港未來的方向問題。
亂世呼喚能者 香港領袖何在？
預算案的根本問題是：在當前的經濟環境與挑戰下，香港應該鼓勵怎樣的經濟活動來驅動可持續未來？答案不能僅僅依賴過往成功模式，或是對現有傳統支柱產業的修補和延續。更迫切需要的是前瞻性視野、決心和配套策略，主動催生結構性轉型，扶持高增值的創新經濟活動。而要真正實現這一點，單靠政策的宣示或零星的資助遠遠不夠。《財政預算案》「講咗當做咗」，缺乏實質內容和執行力，正正是當前香港人對前景沒有信心的原因。
退一萬步說，即使只看陳茂波選擇回應的那幾個問題，其解釋亦難以令人信服。就削減經常性開支而言，外界不禁要問，削減的原則究竟是什麼？這背後體現了支持弱勢社群、關懷民生的價值觀，抑或只是為了平衡賬目的數字操作？至於所謂削減公務員編制，更加是一場數字遊戲，削減名義上懸空的職位，根本沒有觸及現有人手。市民期望政府提升效率、打破官僚主義，為何不能真正大刀闊斧精簡架構、裁減冗員？而增加離境稅，更明顯迴避了核心癥結。市民近年選擇離港消費或外遊，真正原因何在？離境稅由現時120元增加至200元，難道明年的復活節長假期市民就會留港消費？抑或依然是每日幾十萬人次離境，到時驀然回首才知現在的高處未算高？如果問題根源在於香港自身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下降，尤其被高昂租金蠶食的營商環境和生活質素，那麼加徵離境稅除了為庫房帶來16億元的額外收入外，究竟能發揮什麼戰略作用？
國際形勢波譎雲詭，地緣政治緊張，美國的保護主義和單邊關稅措施為全球經濟蒙上巨大陰影。不只香港這艘小船要安然航行，所有經濟體都在找方法乘風破浪，經濟和財政的第一把手在此危機時刻至為關鍵。在加拿大，執政自由黨幾個月前才陷入民望谷底，但面對特朗普政府帶來的經濟及政治壓力，曾領導加拿大央行及英倫銀行的卡尼（Mark Carney）獲寄予厚望，贏得國會大選。加拿大人看重的，就是其處理經濟危機的專業能力。放眼環球，財金領袖的視野、魄力與策略向來備受重視。
司長理應敢於破局、塑造未來
反觀香港，除了曾蔭權曾經因為董建華辭職而成為行政長官的之外，為什麼其後的唐英年、曾俊華憑藉財政司司長的背景參選特首，不約而同鎩羽而歸？這是否也反映了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財政司司長雖然精於技術性理財，但從未「勇於改革、敢於破局」？諷刺的是，陳茂波在擔任立法會會計界議員時，曾公開表示財政司司長作為特區政府財金政策的第一把手，社會有極大期望，並促請當局檢討稅制、地價政策、資源分配。為何自2017年出任財政司司長後，他本人也成為了那個滿足於維護「利益固化藩籬」的守成者？
財政司司長不應只是政府的「會計佬」，僅僅追逐短期紙上指標，更應該是洞察全局的戰略家，以應對產業轉型、經濟重構、氣候變化、人口老化、社會不均等長遠挑戰。財政司司長應該是塑造市場的設計師，運用政策工具創造有利於「共同福祉」的市場環境；財政司司長應該是實踐公義的改革者，在運用公共資源時堅守原則，確保公共投資能帶來廣泛社會效益，實現風險共擔、成果共享；財政司司長應該敢於推動必要的制度改革，令公務員團隊靈活應變、敢作敢為；財政司司長更應該具備政治智慧和溝通能力，團結社會各界推進那些對香港未來至關重要的改革。
獅城佈局清晰 內地力度十足
同樣面對複雜多變、充滿不確定性的全球經濟環境，為什麼新加坡政府能夠一方面提供如鄰里購物券等短期精準援助紓解民困，同時更強調長遠之計在於提升生產力和實際收入？他們重點為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國民提供終身學習和技能提升的支援，並積極推動企業轉型，同時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新加坡政府短期應對與長遠投資相結合，社會又怎會輕易失去信心？
同樣身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直接面對美國來勢洶洶的經濟遏制，國家卻不僅設定了GDP增長、新增就業等量化目標，更將發展「新質生產力」確立為核心戰略。中央既有積極的財政政策，設定較高赤字率目標，大規模發行特別國債，又有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以支持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穩定房市股市等關鍵領域，更有如推出3000億元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等具體措施，展現擴大內需的決心。這種頂層設計清晰、政策工具組合拳力度十足、目標針對性強的打法，充分展現了中央引導經濟轉型升級的決心與能力。內地社會能夠無懼外部圍堵，有信心、有底氣應對長期的挑戰，絕非偶然。
八份預算案之後 亟需勇於改革的新舵手
「當世界被不確定性籠罩，沒有經濟體可以置身事外」，陳茂波此言不虛。他在任財政司司長已超過八年，理應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經濟舵手，足以帶領香港化危為機。即使不計2017年倉促接手準備的那份，他也已經主導制定了整整八份財政預算案，完全足夠用來提升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實現經濟結構的多元化發展。但現實卻是經濟結構的深層次矛盾至今未解，新興產業發展遲遲未成氣候，連蹤影都看不見，面對外部衝擊的應對更顯被動，甚至予人不堪一擊之感。過去八年如果有什麼經濟規劃，今天成效何在？
最新的這份預算案結果在立法會獲得近乎所有人支持通過，除了兩名在席議員沒有舉手。但事實上，不少議員已指出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危機，有人擔心北部都會區未能吸引私人市場資金參與，甚至有人不客氣地批評官員缺乏應有的擔當和勇氣。如今看來，議員在表決時似乎也沒有擔當和勇氣，大概是讀不懂中央所講「支持政府施政」的意思，拿捏不到批評的邊界在哪裡。但長遠來看，這豈不正是以香港的經濟前景以至發展前途作為賭注？我們是時候需要一位具備破局魄力、能夠引領經濟改革的新司長了。至少不用再讓立法會議員明年重演這個局面，一邊痛陳預算案未能大刀闊斧解決深層次問題，另一邊卻又再次無奈地舉手支持通過。香港還不夠尷尬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