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穿校服　台灣校園持續過百年的「制服戰爭」

寒潮來襲氣温驟降，讓人不禁身上多加保暖衣物禦寒。然而在台灣的中小學，卻有許多學校仍規定只能穿着規定的校服，甚至要求學生戴圍巾須事先申請，或禁止戴毛帽、手套，在近期再次引發學生反彈。
台行政院長蘇貞昌為此要求教育部發函各縣市，不准禁止學生增添禦寒衣物，並與學校考核的補助相掛勾。究竟在校穿制服的規定從何時開始？台灣人穿的校服隨着時代又有什麼樣的演變呢？

清治到日殖：並無統一樣式

從過去的男生頭髮剃平頭、女生頭髮不能及肩，不燙不染；限制只能着黑皮鞋、白球鞋與白襪；身穿學校規定的制服，季節到了全校集體「換季」（長袖換短袖或短袖改長袖），台灣的學生們為了在校身上穿的、腳上踩、頭上頂的，與學校老師、教官們鬥智鬥勇，可謂許多台灣民眾青春時的集體記憶。

即使近年台灣政府宣布全面開放「髮禁」、「鞋禁」，不再硬性要求女學生穿裙裝，或出現完全取消校服的高中，但全台各學校對於學生服裝的種種限制仍然時有所聞，像是規定女學生只能穿白色內衣、以免「走光」，或禁止學生將毛衣、羽絨衣等保暖衣物穿於校服之外，更誇張的還規定帽T、圍巾、毛帽的顏色與穿戴時機。何以台灣如此這般嚴苛的校服規定？這還要從日據時代講起。

「制服」（Uniform）最早起於中古歐洲教會的神職人員，為了表明身份，穿着統一的服飾有別於信眾。17世紀中葉後，近代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為在戰場上辨別敵我，專為士兵設計的形制階章與高度齊一的軍服，而藉由統一衣着形塑的高度認同感、方便指揮作戰，而後延伸到由國家開辦的教育體系中，也讓社會大眾更能一眼就辨識出這個特殊的群體。日殖時期台灣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則點出了學生制服的用意：

制服厲行的目的是在養成學生的自制心，期望透過制服達成學生動作的敏捷。……學校學生的制服，主要在使其在坐作進退活動同時，對於學校的體面、學生自尊心及自重心的養成，均有所幫助。

台灣開始出現制服，乃始於清代治台後期的台灣南部教會學校，但人數極少，當時的教育仍以私塾與書院為主，目的在參加科舉考試，自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制服。台灣文史研究者彭威翔指出，即使在台灣割讓給日本後，恒春公學校（今屏東縣恒春國小）裏的漢人還是全部赤腳、着傳統中式服飾，原住民童生則穿「無袖番服」，時常裸體上學。即使是台北第三高女（今台北市立中山女中）的漢人學生，也是習慣穿着中式傳統服裝，上半身為大衿衫、下身為中式裙或褲，並無統一樣式。

消弭台人民族主義 學生服裝走向一致

1910年代起，由於日本在日俄戰爭取得勝利，經濟欣欣向榮，服裝流於華美豔麗，遭批評存在奢侈與浪費的弊病；再者，一次大戰結束後興起民族自決風潮，時任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為「使台灣民眾成功成為純粹的帝國人民，效忠日本朝廷，且須施與教化與指導，使涵養對國家的義務觀念」，安撫、消除台人的民族主義，在台實施「內地延長主義」，社會上興起訂定統一學生制服的議論。

於是，新成立的男子中學校開始採用洋式制服，全台各高等女學校也陸續制定統一的學生服裝。如1915年，第一所專門培育台灣青年的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今台中一中），模仿台北第一中學（今台北市建國中學）制定洋式制服；1914年成立的台南第一中學（今台南二中）的服裝也採西式。台北第三高女當時雖然制定學生制服，但上身仍是傳統大衿衫，只是下身捨棄中式裙褲、規定着紫紺袴。進入大正時期（1912—1926年）後，日籍女學生所穿的和服校服，也將褲長、袖長改短與收窄。彭威翔認為，這是由於女學生被當作是較能被掌控與約束的物件，可以透過學校教育加以要求，再加上為讓學校體育課與日常活動更便利，對和服的改良也就愈發急切。

加強規訓 女學生的水手服與性別歧視

1921年，日本福岡女學校（今福岡女學院高等學校）第九任校長Elizabeth Lee參考了英國皇家海軍制服、帶有濃厚軍事風格的水手服（セーラー服，或稱水兵服），為容易活動而做了改良，設計成給女學生穿着的體操服。翌年，這個風格被推廣到全日本各地，除了高年級學生外，許多公私立學校以此做為女學生的制服範例，或加上貝雷帽的巧妙搭配，形成吸引市民大眾目光的「福女Style」；同年，台灣總督府下轄的各州廳也下令，要求全台各女校必須以水兵服作為高校女生的統一服裝。

不同於男學生身着代表管理階層的立領軍官制服，女學生身穿象徵被支配階級的水兵服，體現了日本傳統男尊女卑的性別觀念，亦強化了在學學生服從權威的文化意涵。除了制服樣式洋化與規範化，日據時期對制服材質、配件尺寸也有清楚的說明。彭威翔指出，台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今中興大學）就規定，上衣、褲子、帽子有既定的圖例，就連上衣衣領標示與鈕釦直徑都有詳細的規範。

此外，上學期間與學校重要場合與活動（儀式典禮、畢業旅行）需要穿着制服，學校經常以高頻率的服儀檢查來約束學生，像是新竹中學校（今新竹高中）規定，褲子不能有兩側口袋，即避免學生出現手插口袋時的「難看行為」。倘若「違規」就會遭受處罰，輕則申斥、責罵，重則捱打、體罰，甚至影響學生的操行分數。部分學校還規定在放學後或假日，只要外出也必須穿制服，學校教師還會組成校外糾察隊、在外巡視，從校服辨別是否為本校學生，要求他們注意言行舉止。

戰後重軍事與管理 制服難脱威權遺風

二戰結束，雖然日本殖民統治吿終，但軍事色彩依舊遺留在台灣學生的制服樣式上。新北市清水高中學生黃柏蓉、李家媛、吳佳蓉指出，抗戰晚期至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獲得大批美式裝備武器與軍服，迨國府戰敗退守台島後，也將卡其服帶入台灣。此時，也參考了日軍的卡其型制服，使得戰後很長時間台灣中小學學生一律穿上帶有軍事色彩的卡其制服，高中以上強制實施軍事課程，大學生亦要着卡其式大學服。台北知名的北一女中，1952年校服顏色由白改綠，據說就是為了防止成為空襲目標的「防空保護色」，才成為今天的「小綠綠」，相當具有全民皆兵意味。男生小平頭、一身卡其服，頭頂戴着卡其大盤帽；女生「西瓜皮」髮型，加上卡其裙和船形小帽，成了當時高中生的「標配」，亦為許多台灣民眾共同的集體記憶。

有人批評，國民黨戒嚴時期的制服，受黨國威權統治的籠罩而「毫無美感」，甚至謬稱日據時期的制服才代表「榮耀與美觀」，這完全是無視日本殖民當局以「規訓」與「懲罰」強徵台籍學生人加入軍國主義以「總體戰」向外侵略的事實，連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的在學生與畢業生都難以倖免。只有愈馴服台灣民眾，侵略戰爭才能獲得源源不絕的勞動力與兵源。成為戰犯已是萬般不得已，又何來的「榮耀」可言？假借制服的審美觀來美化、合理化日本殖民，醜化國府治台的正當性，恐怕才是今日檢討台灣學校制服發展的嚴重盲區。

國民黨政府遷台後，沿用包括學生制服在內的日殖時期軍事統治手段，儘管台灣推動政治民主化程序已有30餘年，但強調「管理」、要求學生「服從」的風氣，在中小學校園中依然不減。有人認為，中小學正是價值觀的養成階段，從服裝上消弭同儕間的階級差異有其必要性，但學生在制服以外的手錶、手機，以及可外加的毛衣、圍巾、羽絨衣等服飾，同樣能展現社經地位的落差，單只統一服裝似乎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無論如何，即使台灣教育部三令五申宣示早已廢除全台各校的服裝禁令，但學校在執行面的七折八扣，將使「制服戰爭」繼續在台灣校園內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