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林素蔚專欄

近日，一項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針對近2,000名中學生的調查，揭示了一個讓人不安的現實：每十二個坐在課室裏的學生當中，就有一個正在悄悄地「離開」——身體在場，心卻已不在。這類學生，研究者稱之為處於「學校隱性疏離」風險的一群，佔比8.4%。他們不鬧事、不逃學，卻對學校生活失去了任何真實的連結。更令人憂慮的是，調查同時發現，超過六成受訪學生正面對中度至重度的家庭功能障礙——課室裏的疏離，從來不只是學校的問題。

沉默，是另一種求助

我們習慣把「問題學生」定義為那些製造麻煩的人。但在青少年工作的經驗裏，我愈來愈相信：真正需要關注的，往往是那些從不麻煩任何人的孩子。他們準時回答點名，交齊功課，坐在課室中間，目光卻是空的。問他們還好嗎，他們說還好。老師鬆了口氣，繼續上課。

這種沉默，在近年職場研究中有個名字——「安靜離職」（Quiet Quitting）。員工沒有辭職，卻已停止真正投入工作。同樣的現象，正在我們的課室裏蔓延。孩子沒有逃學，卻已悄悄地從自己的學校生活中撤退。

孩子的撤退，從來不是無緣無故。一個孩子若從小經歷的是不穩定、缺乏回應的關係，他學會的，往往不是信任，而是沉默與收縮。當課室裏的師生關係無法提供那份安全感，他的本能反應，就是進一步退縮。沉默，是他學會保護自己的方式；而這種保護，外人往往看不見。

三層機制，接得住他們嗎？

現行的學生支援體系，設有三層應急機制：第一層是班主任與科任老師的日常觀察；第二層是學校社工與輔導老師的介入；第三層是轉介至校外專業支援。

這個框架本身無可厚非。問題在於，它的設計邏輯，是為了「有症狀」的孩子而設——情緒爆發、學業急跌、出席率驟降。這些，都是容易被看見的訊號。

但隱性疏離的孩子，恰恰沒有這些訊號。他們的退縮，以正常的面貌出現。第一層的老師，每班面對三四十個學生，在繁重的課程與行政夾擊下，即便有心，也實在難以察覺那細微的情緒位移。第二層的社工與輔導老師，往往只能應對已浮現危機的個案，無暇顧及那些「還好」的孩子。第三層的轉介，更加無從談起——你如何轉介一個「沒有問題」的孩子？

機制存在，但那8.4%，正從縫隙中滑走。

家庭，是另一個看不見的課室

調查數據中最沉重的一行，不是8.4%，而是超過六成學生面對中度至重度的家庭功能障礙。

孩子在學校的狀態，從來都是家庭關係的延伸。一個在家中習慣了被忽視、被否定、甚至被過度控制的孩子，走進課室，帶着的是同一套對關係的理解：「我的感受不重要」、「表現出需要是危險的」、「沉默是最安全的選擇」。

家庭就像一組緊密咬合的齒輪，每個成員都在互相牽動。孩子的疏離，往往是對家庭壓力的回應；而家庭的壓力，又常常與更大的社會處境——經濟困境、夫妻關係、父母的精神健康息息相關。我們若只盯着孩子，卻看不見他身後的整個系統，介入往往事倍功半。

更重要的是，孩子對自己的處境，往往有一套說不出口的故事：「我天生就是這樣」、「沒有人真的在意我」、「改變是沒有可能的」。這些故事，深深影響着他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回應他人。而改變的起點，往往是有人願意和他一起，重新審視這個故事，看見他的處境，也看見他從未被命名的力量。

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資源

面對這樣的調查結果，最容易的回應，是呼籲增加學校社工人手、擴大輔導服務。這些當然重要。但我想說的，是另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有沒有在學校裏，創造讓孩子願意被看見的條件？

隱性疏離的孩子不會主動求助，因為他們早已學會了「求助沒有用」。要接住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機制，而是一種不同的關係文化——老師能夠在繁忙的課程表之外，停下來，真正好奇地問一句：「你最近怎樣？」；社工能夠走進家庭，理解孩子背後的整個系統；學校能夠成為一個地方，讓那些習慣了隱形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在這裏，我是被看見的。」

這不是心理學的奢侈品，而是教育最基本的承諾。不要讓沉默，成為終點。每十二個孩子，就有一個正在悄悄離開。他們不吵不鬧，不會成為新聞，不會出現在危機個案的統計數字裏。但若我們讓這份沉默持續下去，今天課室裏的隱性疏離，將成為明天社會裏更深的斷裂。

政策可以設計更好的機制，學校可以建立更敏銳的文化，社工可以看見整個家庭系統。而每一個願意停下來、真正好奇地問一句「你還好嗎」的大人，都是在為一個孩子，重新打開一扇門。

那扇門，值得我們一起去推。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第七屆立法會議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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