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後疫情時期的「再全球化」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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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30年,全球先後見證蘇聯解體、九一一恐怖襲擊和2008年金融海嘯,無一不是重塑國際秩序的大事件,而第四件事則是當下的新冠肺炎大流行。雖然疫情爆發後,不少評論家對全球化的前景感到悲觀,但如同民眾會出現抗疫疲勞,一國經濟亦不能長期封閉,自給自足。隨着各國陸續重啟經濟活動和邊境,抗疫恆常化或催生另一種全球化模式,並以區域化為核心動力。

蘇聯在1991年解體不但意味冷戰終結,更催生出新一波全球化進程,昔日居住在鐵幕後的民眾,慢慢接受資本主義的生活模式,而貿易、旅遊、金融一體化亦打破地理和時間的限制,拉近不同民族的距離。不過這個邁向繁榮、和平和穩定的步伐,十年後卻被撞向世貿大樓的飛機打斷,伊斯蘭恐懼症走進幕前,使歐美國家與阿拉伯世界的裂縫漸見。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不單反映當局監管不足和金融機構過度杆桿,其曝露的全球化貧富不均,更埋下2010年代民族威權主義抬頭,而當中去全球化的範例,無疑是英國以捍衛自主之名而走上的脫歐之路。

壓垮經濟全球化的稻草

新冠肺炎對全球化的衝擊亦陸續浮現。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Stephen M. Walt認為,「大流行將壯大各國民族主義情緒,而各類型政府在採用緊急措施管控危機,大多都不願在危機結束後放棄這些新權力⋯⋯而新冠肺炎將創造開放度、繁榮度和自由度漸走下坡的世界」。英國智庫漆咸樓(Chatham House)總裁Robin Niblett更認為,「大流行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稻草⋯⋯世界極不可能回到21世紀初互利的全球化觀念和定義⋯⋯如果沒有誘因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麼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將很快萎縮。」

誠然,當我們看到中、美就疫情隔空對罵、全球經濟滑落的速度好比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以及雙位數失業率等宏觀環境,前路確似是上述學者分析的前景。但當下全球的經濟、人員和文化,在過去30年的快速融合,也使各國相聯度大增,唇亡齒寒,故後疫情時期的全球化雖有波瀾,但同樣亦機會以另一形式出現,重拾新動力。

疫後區域合作

雖然各國為防範疫情外傳和輸入,紛紛停開邊境口岸,使至全球化緩緩倒退,但從重啟經濟和邊境的安排可見,全球化的前程未必定是暗淡。隨着歐盟的疫情漸見平穩,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周五(15日)宣布,將相互開通三國邊界,創造歐盟內部首個「旅行泡泡」(travel bubble),以加快三國經濟復甦的步伐。如同歐盟委員會的立陶宛代表Arnoldas Pranckevicius所言,「波羅的海三國是緊密伙伴,在流行病方面也有類似情況,經濟狀況亦很好地融合一起,因此人員和貨物的自由流動對該地區非常重要」。

即使三國的經濟影響力對全球無足輕重,但其藥方對世界亦有啟示。全球經濟過去30年快速融合,各行各業的產業鏈環環相扣,早已形成唇亡齒寒的利害關係。但由於各國在本土疫情減退後,仍須防範境外輸入的風險,在平衡經濟和公共衛生的考量下,各國大多只能像波羅的海三國般,只對經濟、文化、人員和情報緊密聯繫的鄰國,重新打開門戶。然而,這種對策雖然減少遠程的聯繫,但反過來卻加快區域化的融合,有望整合出規模小於歐盟、但大於國家的利益集團,並取代國家成為下一波全球化的單位。同樣地,波羅的海的模式,或許也適用於東盟十國、中歐的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ad Group),以至北歐五國。

在兩次大戰期間,美國政治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淺白地形容全球一體化帶來的挑戰:「在國際貿易的發展,國家之間經濟上漸漸相互依存,以及科技文明的過程中,各國所創造的問題,遠比解決辦法來得更快」,才會加劇國家之間的矛盾。回想歐洲由普法戰爭完結,到一戰爆發之間的和平時期,各國在不設邊境下快速融合,成為小說家褚威格筆下的「黃金年代」。雖然兩次大戰暫緩了全球化的歷程,但二戰後航空業的發展,卻為全球化在「邊境年代」帶來了前所未見的新動力,使至各國經濟、人員和文化交流再現活力。因此,全球化就像已開闢的發展道路,儘管不時需要停用維修,但其歷史大潮不會就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