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恐懼症」（FOMO）——這個誕生於20年前的行銷術語，如今已成為貫穿於不同年齡群體的心理底色。我們是害怕錯過一場科技狂歡、一個潛在的完美伴侶、一個被讚爆的貼文，還是害怕那個由社會、資本和算法所虛構的「你落後於人」的錯覺？

普通人真的需要一隻「龍蝦」嗎？

今年3月，免費開源AI代理OpenClaw（龍蝦）面世，它能夠讓AI直接操作電腦、瀏覽器與應用程式來完成任務，因而迅速崛起並引發全球用戶爭相使用，深圳騰訊大廈甚至出現排隊人龍。OpenClaw到底能夠解決什麼問題？退休航天工程師、家庭主婦、小學生——他們的生活中，究竟有什麼痛點需要一個AI代理來幫忙？答案是：沒有。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排隊數小時。這就是FOMO的第一重幻象：需求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發明的。

回看過去幾年的科技浪潮，比特幣12.6萬美元的歷史高點一路狂瀉至腰斬，幾十萬人一夜爆倉；元宇宙被吹捧為下一代互聯網的終極形態，Facebook不惜改名Meta並狂燒數百億美元，從歌手到地產巨頭把虛擬地塊炒至天價，NFT藏品被賣出近7,000萬美元。然而，熱潮退去後，留下的只有一地雞毛——NFT市場崩盤、九五成藏品價值歸零，Meta裁員撤資、元宇宙部門累計虧損超過700億美元，今年3月異常火熱的爆炒「龍蝦」，也因被警告存在資安風險而有涼掉的跡象——所謂的顛覆性革命，淪為一場浮躁的鬧劇。

這些浪潮劇本如出一轍：科技巨頭站台製造稀缺感，再由各大媒體和KOL集體造勢放大焦慮，最後向公眾出售入場券。而當狂歡落幕，買單的永遠是那些最怕「被時代拋下」的普通人。更值得警惕的是「跟上時代」這個話語本身的權力結構——誰定義了什麼是「時代」？誰有權決定什麼是「落伍」？當一個人因「怕跟不上時代」來加入這條科技狂歡的隊伍，他已經接受了一個命題——科技巨頭定義的未來，就是所有人都必須接受的未來。

算法真的可以推送「真命天子」？

將FOMO從科技領域轉向日常生活，交友軟件則將其體現得淋漓盡致，或許只有少部分人害怕錯過科技狂潮，但絕對有更多的人困在算法推薦的這些軟件中不斷證明「個人價值」，尋找「更好的下一個」，沉迷於「誰知道今天系統會不會給我推送我的真命天子」？此外，還加深和放大了人們的「容貌焦慮」、「選擇焦慮」，以及「婚戀焦慮」——當方便快捷的交友軟件盛行，「你必須要有一個伴侶」的心態便在生活中如影隨形，「圈子太小」、「沒接觸異性」更無法再成為單身的藉口。

悉尼大學媒體與傳播學講師陳力深接受《香港01》訪問時，以老虎機比喻交友軟件，但老虎機讓人上癮的核心不是獎勵本身，而是不確定性——你不知道下一次拉桿會不會中獎。交友軟件同理：它的核心吸引力除了讓用戶以為「能夠找到理想對象」之外，更是反覆確認「自己還有市場價值的證明」。每一次配對成功，都是一次微小的存在證明。

年輕人如何識別堆砌的狂歡？

這一代人，怕沒得選，但又更怕選錯。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市場學助理教授黨矗的研究指出，用戶面對數百個選擇時會想「後面還有五百個，會不會有更好的」。但我們需要追問：為什麼這一代人如此害怕「選錯」？答案不在心理學，在社會結構。經濟下行、樓價高企、社會流動停滯——在一個容錯率極低的社會，每一個「錯誤選擇」都可能意味着無法翻身的後果。選錯伴侶、選錯工作、選錯城市，代價都高到難以承受。而「不行就下一個」的心態看似矛盾，實際上卻是一個「躺平」的最好藉口：不投入，就不會損失。

在交友軟件上甚至能看到求職無望的年輕人，把用來展示興趣愛好、三觀理想的自我介紹，變成了展現學歷、專業、技能、工作經歷的求職簡歷。令人心動的信號，從愛情的發生變成錄用通知的時刻——高學歷約會軟件層出不窮，求職比求愛更令焦慮的人們心動。

社交平台的角色堪稱雙重標準的典範。它們一方面鼓勵我們「做自己」，一方面用算法獎勵那些最符合標準化審美的內容。限時動態的24小時倒數，不是為了分享，而是為了製造可量化的社交資本——觀看數、點讚數、回覆數。平台販售的是「被看見」的期望，但那個被看見的，是真正的「你」嗎？購買一次性旅行衣服打卡後退貨、全靠剪輯和打光拍出完美人生——成年人在這場表演中都未必能識別出每一場精心策劃的表演，何況青少年？

全球都在立法香港「指引」什麼？

當FOMO從個人心理蔓延為世代現象，各國政府正以不同路徑回應青少年社交媒體使用的監管難題。法國自2022年起禁止未滿15歲青少年未經家長同意註冊社交媒體，改革兩年後青少年日均屏幕時間由3.8小時減至3.2小時。澳洲更於今年底起禁止16歲以下人士使用社交媒體，違規平台最高罰款近5,000萬澳元。希臘則宣布明年立法規管15歲以下青少年禁止使用社交媒體，並呼歐盟共同規管。

反觀香港，立法會一年內至少提出三次相關質詢，政府的標準答覆始終強調立法在公眾接受度、執法可行性方面的困難，以及直言「現時沒有相關立法計劃」。香港的社交平台和資訊來源具有多元性的特色，確實不應直接照辦海外模式，正如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所擔憂的一樣——立法究竟是否能執法，「鬼仔鬼妹」的經驗是否適合香港？

實際上，香港的「指引與教育」路線，問題不在審慎，在於它是一套沒有評估機制的空轉體系。現行的模式指引了什麼？教育了誰？成效如何？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被要求負責。各界要求先做本地化全面研究評估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再做立法或政策討論——邏輯沒有錯，但研究經費在哪裏？誰來做？時間表是什麼？這都需要特區政府認真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