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期，社會各界對「長者乘車優惠計劃」由劃一兩元收費，過渡至按車資比例折算的「兩元兩折」模式展開熱烈討論，這確實反映了廣大市民對弱勢社群福祉的深切關懷。然而，若以嚴謹的公共行政學及財政可持續性視角作深度剖析，便會發現部分意見將是項政策微調標籤為「空間性社會排斥」，在邏輯推演上有欠嚴密。

要探討公共政策的持續完善，必須將其置於宏觀的社會發展脈絡與跨代共融的長遠視角下審視。根據衞生署的統計與推算，本港正步入不可逆轉的深度高齡化社會：65歲或以上長者人口由2018年的約130萬（佔總人口17%），預計將急增至2039年的250萬（佔總人口30%），至2060年更會攀升至270萬（佔總人口33.5%）。人口結構的劇烈變遷，無疑對特區政府的公共財政承載力構成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這次「長者乘車優惠計劃」政策微調並非特區政府在削減長者福利，而是透過前瞻性的制度優化，確保這項陪伴香港長者多年的德政能夠在未來數十年繼續穩健運行。公共福利政策的本質從來不是無底線的資源傾斜，而是建立在財政紀律與社會公平原則之上的精準分配，這正是負責任政府對全體市民及下一代納稅人作出的莊嚴承諾。

任何公共政策的調整均需在政策目的之正當性與手段之必要性之間取得精妙的平衡。「長者乘車優惠計劃」初創之時，確實為廣大長者提供了極大的出行便利，但隨著受惠基數呈幾何級數增長，庫房的財政承擔已逐漸偏離政策設計初期的精算軌跡。將固定收費轉化為「兩元兩折」優惠，其核心法理邏輯在於巧妙地引入微觀經濟學中的邊際成本概念，從而有效理順「長車短搭」所衍生的資源錯配現象。

當使用者需要為更長途的行程支付相對應的微小溢價時，價格機制便能發揮其無形之手的引導作用，促使乘客根據實際需求選擇最合適的交通工具。這種制度設計並非剝奪長者的出行權利，而是透過溫和的行為經濟學推力，引導公共資源回歸理性運用。這不僅提升了公共交通網絡的整體運作效率，更體現了對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讓寶貴的公共資源得以精準投放於真正迫切的社會需求之上。

針對近日部分論述過度聚焦於離島居民面臨渡輪加價與優惠調整的雙重影響，必須以更宏觀的公共事業營運邏輯來審視此一議題。離島渡輪航線的營運成本長期受制於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勞動力短缺以及日益嚴苛的船舶安全與環保標準，其票價調整乃是反映真實市場成本的必然結果。特區政府多年來已透過特別協助措施為渡輪營辦商提供巨額補貼，以壓低基本票價的加幅，這本身已是體恤民情的具體表現。

在此基礎上，「兩元兩折」優惠實際上已經發揮了強大的緩衝作用，為長者吸收了絕大部分的加價衝擊。若要求特區政府在補貼營辦商的同時，再以劃一的極低收費無限期補貼長者，將導致雙重補貼的財政重疊，嚴重違背公共理財的審慎原則。離島長者出行的剛性需求固然需要社會各界的關注，但將合理的「用者自付」原則與「社會排斥」畫上等號，顯然是混淆了福利與免費的根本界限。真正的社區關懷應當是透過地區行政的完善，豐富離島本地的醫療與生活配套，而非單向地依賴高昂的交通補貼來維持跨海通勤。

至於新界西北地區基層長者因跨區交通費增加而可能減少社交的擔憂，這種論述在學術層面上混淆了社會福利政策與勞工政策的根本邊界。交通優惠政策的初衷是鼓勵長者參與社區活動以防止社會孤立，而非作為補貼跨區勞動力的薪酬替代品。對於仍需長途跋涉跨區工作的高齡勞工，其勞動價值的體現與交通成本的考量，理應納入更廣泛的勞工福利與退休保障框架內進行探討，例如，社會應聚焦於如何優化強積金制度、提升長者生活津貼的覆蓋面，或是鼓勵企業推行更具彈性的長者就業友善措施，而非單純要求一項交通補貼政策承擔其不應承受的結構性扶貧重擔。

此外，特區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專營巴士落實雙向分段收費，並持續優化各區的無障礙設施與社區綜合服務，其政策引導方向正是鼓勵長者建立以社區為核心的健康生活圈。將複雜的社會結構問題簡化為單一交通政策的缺失，不僅無助於問題的根本解決，反而會模糊了施政焦點，阻礙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全面深化改革。

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從來不是建立在迴避問題與維持現狀之上，而是源於面對時代挑戰時的制度創新與全民共識的凝聚。香港的長者曾為這座城市的繁榮傾注青春與汗水，他們絕對配得上一個充滿尊嚴且安穩的晚年。然而，真正的尊嚴並非來自於不可持續的財政透支，或是依賴隨時可能因經濟逆境而崩塌的福利幻象，而是來自於一個運作良好資源分配公允且具備強大抗風險能力的社會體系。透過理性的資源調配，不僅守護了公共財政的健康，更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讓每一位市民，無論長幼，都能在一個繁榮穩定充滿活力的社會中，共享時代發展的豐碩成果。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熟悉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事項，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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