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林素蔚專欄

「屋企人腦退化喪失能力，我需要一個有社工經驗、熟悉MIP、監護令、香港醫療同福利政策，我應該搵邊個？」——這是一句出現在人工智能（AI）對話框裏的求助指令。前幾天，一位家屬輾轉聯絡上我，苦笑着說，他在走投無路、深感崩潰的深夜，將這段話輸入了 ChatGPT。AI 根據他的關鍵字，羅列出了一堆建議，最終引導他尋求具備前線社工背景與政策倡議經驗的專業人士協助。

作為一名社工及前立法會議員，我聽着他的經歷，心裏五味雜陳。在科技日新月異、連求助都可以依靠AI牽線的今天，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及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Mentally Incapacitated Persons, 簡稱 MIP）的支援制度，卻依然停留在「石器時代」。一個本應提供安全網的醫療、社福與法律系統，在無助的家屬眼中，竟變成了一座行不通、走不出的「制度大迷宮」。

當腦退化——連自己洗澡都成為奢望

這位家屬的親人，是一位年逾七旬的獨居長者，確診患上中度認知障礙症（俗稱腦退化症）。社會上很多人對腦退化的認知，仍停留在「無記性」、「老人痴呆」的刻板印象。但現實中的病情惡化，是殘酷且毫不留情的。

這位長者開始頻繁地忘記關爐火，險些釀成火災；慢慢地，他甚至不懂洗澡，失去了最基本的自我照顧能力；更甚者，他幾次在熟悉的街頭迷路，需要驚動警察接送回家。然而，這些生活上的凶險，還不是壓垮家屬的最後一根稻草。

真正的災難，發生在「銀行戶口被凍結」的那一天。由於長者多次輸入錯誤密碼，加上銀行職員察覺到其精神狀態有異，為保障客戶資產，銀行按既定程序凍結了他的戶口。這本是防範騙案的保護機制，卻瞬間將長者推向了生存邊緣。戶口被凍結，意味着無法繳交水電煤、無法支付租金、甚至連買飯盒的日常開支都成問題。

家屬本着好意介入協助，卻沒想到，這才是噩夢的開始。

墜入醫療、法律、社福「三不管」地帶

為了解凍戶口、動用長者的存款來支付他未來的安老院舍費用，家屬開始了漫長的「闖關」旅程。但他們很快發現，香港現行的制度，充滿了官僚主義的折磨。

第一關：銀行的「死胡同」

家屬向銀行求助，銀行職員無奈表示：「既然長者已失去精神行為能力，我們不能讓他提款，家屬也不能代辦。你們必須取得法庭或監護委員會的正式命令。」

第二關：持久授權書（EPA）的「馬後炮」

家屬尋求法律意見，律師問：「長者清醒時，有沒有簽署『持久授權書』？」答案是沒有。既然長者現時已達中度認知障礙，不具備簽署法律文件的精神能力，這條路也被堵死了。

第三關：監護委員會的「無盡等待」與「親屬爭議」

在沒有「持久授權書」的情況下，家屬唯一的合法出路，就是向「監護委員會」申請成為法定監護人。但這絕非填一張表那麼簡單，而是一場消磨意志的持久戰。

首先是「集齊報告」的難關。申請不僅需要社福機構的社會調查報告，更必須提交兩份註冊醫生的醫療報告（其中一位更須為《精神健康條例》下獲批准的專科醫生）。在目前公立醫院爆滿的情況下，要專科醫生抽空進行詳細的行為能力評估並撰寫報告，談何容易？

即使千辛萬苦交齊了文件，家屬還要面對漫長的「空窗期」。監護委員會的聆訊排期往往需要三個月到半年。試想想，長者因病急需入住私營安老院舍，這大半年的等待期內，長者戶口被凍結，這動輒十幾萬元的費用誰來墊支？

更令人無奈的是，若在漫長的申請期間不幸遇上「親屬爭議」，情況便會更加棘手。一旦不同房的親屬之間，對於「誰來擔任監護人」、長者的「照顧方案」（例如入安老院還是留家聘請家傭），甚至是「資產如何動用」產生分歧，監護委員會便必須花費更多時間去調查及處理爭議，甚至需要召開多次聆訊。這不僅令原本已經冗長的審批程序雪上加霜，更隨時引爆家庭衝突，令真正承擔前線照顧責任的家屬備受煎熬。

這種醫療只管看病、法律只看條文、社福受制於程序的「碎片化」服務，讓照顧者被迫成為全能的「行政專家」與「家庭調解員」，對他們來說何其殘忍！

借鑑外地經驗重塑晚期尊嚴的政策倡議

要真正解決問題，我們不能只靠前線社工或 AI 逐個個案去「救火」。看看鄰近的亞洲地區，他們在應對失智症與精神無行為能力者的法律及社福支援上，早已大步走在香港前面。我建議港府借鑑以下海外經驗，從宏觀層面進行制度改革：

1. 台灣「失智共照中心」：打破「醫、社、法」碎片化

現時香港家屬要在醫院、社署和律師樓之間奔波。反觀台灣，早在多年前已在全台設立「失智共同照護中心」。這是一個真正的一站式樞紐，當長者在醫院確診後，共照中心會立刻指派專屬的「個案管理師」（Case Manager）。從安排醫療跟進、轉介社區日間護理，到協助家屬辦理「監護宣告」（等同香港的監護令），全由單一窗口全程跟進。香港政府應立即整合資源，設立跨專業的 MIP 一站式支援中心，停止把家屬當作人球。

2. 新加坡「零收費」誘因：普及持久授權書（EPA）

香港的「持久授權書」（EPA）使用率極低，主因是華人忌諱談論生死及衰老，且尋找醫生和律師見證的費用高昂（動輒數千至過萬港元）。新加坡的公共監護人辦公室（OPG）為了打破這個僵局，曾長時間豁免新加坡公民申請「持久授權書」的註冊費，並在社區廣泛設立認證中心，將手續極度簡化。香港政府應效法星洲，提供醫療券補貼或直接豁免部分費用，並透過地區康健中心大力推廣「平安三寶」，讓市民在精神健全時及早規劃，從源頭減少日後引爆的家庭危機。

3. 日本「市民監護人」概念與本地應急基金

香港有大量無兒無女的「獨老」或「雙老」家庭，一旦喪失行為能力，根本無家屬可代為申請監護令。日本因應高齡化，推行了「市民後見人（市民監護人）」制度，透過政府培訓熱心市民或社福機構，成為無依長者的法定監護人，代管財務與醫療決定。香港可研究引入類似的公共監護人/機構監護制度。同時，針對戶口被突發凍結的慘況，港府應設立「應急過渡機制」，容許社署或指定機構在長者輪候監護令期間，透過簡易程序從其戶口提取設有限額的款項以支付院舍及基本生活費。

4. 醫療評估下放社區：擴大公私營合作

要解決監護令申請的「無盡等待」，關鍵在於醫療評估的樽頸。當局應參考鄰近地區將失智症早期篩查與評估下放社區的做法，增撥資源購買私營市場服務。讓符合資格的私家精神科或老人科醫生參與 MIP 的法定評估，費用由政府全額或部分資助，從而大幅縮短家屬等待法庭聆訊的時間。

制度應有溫度——莫讓科技比人更具同理心

當一個無助的家屬，覺得向冰冷的 AI 傾訴和求助，比向龐大的政府架構叩門更有效率時，這是我們整個社會福利及公共行政體系的悲哀。

科技可以為我們牽線，但無法代替我們去擁抱那些正在受苦的靈魂；AI可以給出標準答案，但只有充滿溫度的政策，才能真正為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士及其家屬，築起一道堅實的防護網。

香港正全速步入超高齡社會，認知障礙症不再是遙遠的醫學名詞，而是每一個家庭都可能面臨的真實挑戰。拆解這座「制度迷宮」，讓長者在失去記憶與能力後，依然能保有晚年的尊嚴，是我們這一代人無可推卸的責任。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慈善機構行政總裁，第七屆立法會議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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