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芳專欄

輿論和業界對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先後給出過「通道」、「跳板」、「轉換器」、「聯絡人」、「超級聯繫人」等諸多定位。然而，這些表述或偏向流動媒介，或流於功能性載體，始終未能觸及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最本質、最深層的戰略關係。

從「聯繫人」到「合夥人」

必須清醒認識到，「聯繫人」或「超級聯繫人」的定位存在巨大的局限性。這種角色本質上將香港置於「無股權、無深度綁定、無長期投入」的居間仲介地位。它過度強調牽線搭橋與資源轉向，卻忽視了香港自主佈局、直接投入、長期紮根的核心主動性，實質上弱化了香港參與灣區建設、共擔風險、共創價值的宏觀能動性。

至於「轉換器」、「跳板通道」這類說法，更是將香港矮化為階段性的過渡工具。這既不符合香港在金融、法治與國際網絡上的綜合實力，也背離了大灣區一體化融合發展的戰略初衷。褪去宏大比喻與功能潤色，以最樸素的市場經濟邏輯看，香港在大灣區最契合的戰略定位絕非「聯繫人」，而是「核心合夥人」——是粵港澳大灣區對內、對外雙向奔赴的核心合夥人。

合夥人的要義，不是單向輸出的資本抽血，也不是單向依附的功能寄生，而是平等共建、雙向投入、利益共生、風險共擔、成果共用的契約共同體。「核心合夥人」的戰略定位，不僅是一個充滿商戰智慧的博弈稱謂，更具備「雙重嵌入」優勢。在大灣區一體化進程中，香港是兼具「內嵌於中國」與「外嵌於世界」雙重節點的唯一城市。利用獨特的普通法制度基因、資金自由流動與國際化網絡，香港能為大灣區構建一個「既懂中國、又懂世界」的混合型戰略中樞，掌握全球價值鏈（GVC）的更高控制權。

破局「一國兩制」的制度壁壘

香港面向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夥人」角色，絕非停留在概念層面的政治宣示，而是基於「基礎科研＋產業轉化＋國際金融」三位一體的深度戰略合夥。

在創科領域，必須以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為核心樞紐。香港應藉本港多所全球百強大學的雄厚基礎科研底蘊，與深圳、東莞硬體製造與供應鏈進行「競合式（Co-opetition）」重組。透過制度創新，形成「香港上游研發、灣區中游轉化、全球下游應用」的閉環矩陣，讓科技成果在灣區實質落地。

在金融與綠色轉型領域，香港正積極與內地碳交易及實體產業對接。透過建構引領亞太的綠色金融標準與跨境數據流動機制，香港可充當大灣區內地製造業巨頭爭奪全球高增值市場、降低「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的總體戰略合夥人，協助國家企業在低碳經濟佈局中搶佔國際話語權。

然而，要將這種「產業共生」推向深水區，就必須直面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現實制度壁壘。核心合夥人的真正破局點，在於依託前海、河套、南沙等重大戰略平台作為制度對接的「特區試驗田」。透過率先推動資金、數據、科研樣本及高端人才等跨境生產要素的「無感流動」與體制對接，從「功能互補」跨越至「制度融通」，才能使合夥人關係落地生根。

合夥人「制度安全緩衝帶」的對外價值

在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博弈加劇、逆全球化風潮洶湧的現實線索下，香港要坐穩「核心合夥人」的位置，就必須重新定義其「外嵌於世界」的網路維度。

面對美歐等傳統市場的政策逆轉與供應鏈重組壓力，香港要利用其普通法系、獨立關稅區以及自由港地位，充當大灣區的「制度安全緩衝帶」。同時，透過積極加入 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深度開拓東盟與中東等新興市場，將傳統的西方網路擴展為全球多元化的經貿格局。

香港在大灣區這種「雙向開放」的防火牆與壓力測試功能，不僅是自身的護城河，更是協助內地企業合法合規走向全球的定海神針。香港以自身百年國際積澱、自由港地位、全球商業網絡與離岸金融優勢，牽頭搭建跨境合作平台，帶領灣區企業參與國際經貿合作，佈局全球產業鏈，這就是合夥人。

香港需要自我革命

合夥人定位，徹底打破了以往對香港在大灣區作用的固有認知。因為無論是聯繫人還是超級聯繫人，都只有連接，沒有共建。「合夥人」這一學術與實務並重的定位，可平衡香港在大灣區城市中的動態關係。

在這一戰略定位下：香港不再是大灣區發展的外在依託，而是內在共建的核心力量；不再是區域融合的中轉驛站，而是長期同行的事業夥伴；不再是依附的功能配角，而是權責對等、利益相融的共建主角。香港要立足國家發展大局與灣區大勢，摒棄過往工具化、媒介化的舊思維，以「合夥人」重新界定角色，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同頻共振，必須進行一次自我革命。

作為合夥人，香港要擺脫過去「小政府、大市場」的慣性思維，向「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有機結合」轉變，優化本地產業結構，破除對地產與傳統金融的過度依賴。唯有告別被動的「聯繫」，擁抱主動的「合夥」，香港方能從大灣區的「超級聯繫人」，進化為不可替代的「首席風險官」與「全球合夥人」。

作者夏建芳是粵港兩地企業家，曾在內地媒體任職10年，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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