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劉暢博士專欄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幾乎可以肯定會成為未來回望香港治理轉型時的一個重要節點。它的意義，不在於多了一份中期政策文件，而在於香港開始嘗試用一個跨周期、跨部門、相對完整的框架，去處理城市發展中那些不能靠年度施政和市場自發機制解決的結構性問題。就在諮詢展開之際，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來港考察，此行主題清晰而聚焦——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其訊息相當明確：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不再只是本地政策排序問題，而是涉及其在國家發展格局、區域分工和自身經濟轉型中的重新定位。

香港過去並非缺乏政策討論，也不是沒有中長期願景，但較少有一套能將土地、房屋、基建、產業、創科、金融、人才及民生政策連成整體的治理框架。較常見的情況是，部門各自推進、政策按範疇分拆、資源分年配置，結果雖有局部改善，卻難以處理深層結構性矛盾。土地供應與產業空間脫節，房屋與交通未能同步，科研投資與產業承接不足，人口政策與經濟轉型未形成閉環等等問題。五年規劃的出現，至少在制度層面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把原本分散的政策目標，放回同一個時間軸和資源約束下，重新排序、協調與檢視。

這也是五年規劃作為治理工具的核心價值。它真正值得借鑑之處，從來不是宏大敘事，而是把長期目標拆解為可執行項目、可量度指標和可跟進的節點，並在周期內進行調整與修正。中國多年來使用五年計劃、五年規劃推動發展，其制度優勢不只是「看得遠」，更在於能把看得遠轉化為執行鏈條。對香港而言，這點尤其重要。香港作為高度市場化、開放型經濟體，過去長期依賴價格訊號、私營投資與外部需求帶動增長，這套模式在資本配置和效率提升方面效果顯著，但在處理回報期長、外部性強、跨部門協調成本高的議題時，市場本身往往缺乏足夠誘因，政府亦容易受制於部門分工和年度預算邏輯。於是，一些本應提前部署的中長期議題，經常被拖延至問題高度顯性化後才被動回應。

從這個角度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最大意義，是嘗試補上這個制度缺口。它不是要取代市場，也不是要把香港帶向計劃經濟，而是要為市場提供更清晰的政策坐標，降低協調成本，並把部分由市場難以自行完成的公共投資、空間重組和產業培育工作，納入更有組織的治理框架。這種思路若要用經濟語言概括，就是在維持市場效率的前提下，透過政府的中期規劃能力改善資源錯配、減少政策不確定性，並提升公共投資對整體經濟轉型的槓桿效應。

夏主任此次來港，將考察重心放在北部都會區與民生福祉上，釋放了極其明確的信號。北部都會區是這份規劃的重中之重，也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戰略支點。北都是香港未來最重要的增量空間，不單承擔住宅供應功能，更關乎創科、新型工業、教育資源、跨境合作和新社區建設。對香港而言，北都不是一般土地發展項目，而是一次重塑經濟地理和城市結構的機會。若能處理得宜，香港有機會打破長期以來產業與居住高度集中、土地供應受限、跨境協同不足的局面，建立更適合新經濟活動的空間條件。反之，若北都最終只是延續傳統地產導向開發，缺乏清晰產業定位和跨境制度對接，則很難承載香港下一階段轉型。

若再把視野拉高一層，首個五年規劃還關乎香港在區域發展中的主動性。過去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等框架中，往往較多從既有優勢出發，強調金融、專業服務和國際聯繫功能；但隨着區域競爭格局改變，單靠自然形成的比較優勢已不足夠。香港若要在區域融合中維持不可替代性，便需要更清晰地界定自身功能，並通過規劃把這些功能與土地、人才、交通、制度創新和產業政策對接。否則，所謂區域協同容易停留於概念層面，難以形成真正的經濟回報和制度紅利。

因此，中央在諮詢期內安排高層來港調研，與其理解為政治姿態，不如理解為對香港治理能力的一次現場觀察。這既是支持，也是一種壓力測試。支持在於，香港未來發展方向受到高度重視，北都、創科、房屋等關鍵領域獲得持續關注；壓力則在於，香港需要證明自己有能力把願景轉化為執行，把規劃轉化為結果。對特區政府而言，未來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寫出一份涵蓋範圍廣泛的文件，而在於建立一套能穿透部門分工、平衡短長期利益、設定優先次序並持續監察進度的治理機制。

這也是今次公眾諮詢最值得認真對待之處。五年規劃不同於一般年度諮詢，它涉及的是未來一段時期香港經濟社會結構如何調整，哪些產業要優先、哪些基建需先行、哪些制度障礙必須突破。對市場而言，一份清晰而可信的五年規劃，本身就是減少政策不確定性的重要訊號。對企業來說，它有助判斷資本開支、用地需求、人才配置和區域布局；對市民而言，則有助形成對房屋、就業、公共服務和城市發展節奏的較穩定預期。這種預期管理，本身也是現代治理能力的一部分。

香港經濟已走到一個不能再單靠慣性增長與局部修補支撐的階段。真正的挑戰不是有沒有願景，而是有沒有能力把空間重組、產業升級和民生改善放入同一套可執行框架。五年規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制度契機，而夏寶龍今次來港，則提醒各方這項工作並非例行公事。對香港來說，這既是支持，也是鞭策。能否把這份關注轉化為制度能力與發展成果，將直接影響香港下一階段的增長質量和區域定位。首份五年規劃是香港主動謀定未來的第一步——願這一步，踏得堅實、走得長遠。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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