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蓓茵專欄｜香籬春暖

一項技術，從大學實驗室裏的一篇論文、一項專利，走到一間能營運的公司、一件能落地的產品，中間要跨過好幾道關口。能不能一關一關跨過去，往往不只看技術本身，還看一件更根本的事：每一步，有沒有合適的資金接上。這個看似細微的問題，正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最終需要面對的考驗。國家「十五五」規劃已經把資金工具寫得清清楚楚，香港要真正「主動對接」、把源頭創新培育成能走向世界的產業，就繞不開同一道題：錢從哪裏來、怎麼配置、由誰來投。答好了這道題，香港就能憑自身的科研、法治與國際網絡，為國家發展大局作出最實在的貢獻。

首份五年規劃份量極重

香港正在制定歷史上第一份「五年規劃」（2026至2030年），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不少市民會問：香港每年都有《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為甚麼還要多一份「五年規劃」？

其實三者並不重疊，而是分工。負責統籌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形容，「五年規劃」是最上層的「大藍圖」，管的是方向；《施政報告》與《預算案》則在這張藍圖之下，逐年落實、分配資源。換句話說，「五年規劃」回答的是「未來五年，香港要成為甚麼」，《施政報告》回答的是「這一年，先做甚麼」。

除此之外，「五年規劃」也有別於一般政策文件，份量重在兩處。一是法律上的份量： 今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家發展規劃法》，第37條訂明，國家支持香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規劃，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過去參與國家戰略，多是「一事一議」、逐次商量；如今「對接」寫進了國家法律，制度上就穩定得多。二是憲制上的份量： 這份規劃要與「十五五」對表，還是一份「跨屆」文件——涵蓋本屆政府最後一年、加上下屆政府頭四年，用意是讓施政方向不會因為換屆而中斷。

這也標誌着香港的治理思維，正從「一年一年地做」，走向「為中長期布局」。份量既然這麼重，真正的考驗就落在一句話上：能不能把資源，用在最關鍵的地方。

發展藍圖要從「錢」說起

談一份發展藍圖，為甚麼偏要從「錢」說起？原因有兩個，都直接關乎「對接」能不能落地。

其一，香港要對接的「十五五」，本身就把資金工具寫得相當清楚——從「引導基金」到「投融管退」，再到「耐心資本」，都已寫進綱要。香港既然要與它看齊，就繞不開「該用甚麼方式配置資源」這一環。其二，香港的處境很特別：一方面要在《基本法》和自由市場的原則下行事，不能照搬內地那一套；另一方面公共資源有限，更要花在刀刃上。如何在「政府引導」與「市場主導」之間拿捏好分寸，正是規劃能否兌現的關鍵。

要談這道題，其實也正合五年規劃諮詢稿的本意。諮詢稿在每個範疇都重複同一句邀請——「公眾可就上述政策方向、可行的政策工具……提供意見」；謝小華也明言，文件屬開放式框架，呼籲各界「多從宏觀視野出發，提出方向性及戰略性的意見」。本文就是想接住這句邀請：願景說的是「做甚麼」，配置工具則決定「怎樣才做得到」。

為免說得太抽象，不妨跟着一間香港的生命健康初創，看它怎麼一路走。它正是規劃文件點名要扶持的那一類：從大學實驗室的一項技術起步，先要有錢支持研發，接着要有錢推動擴張，最後還需要一個能帶它走向世界的策略夥伴。同樣的需求，配上不同的資金安排，結果會天差地別。

不缺資源缺的是精準配置

先看看香港手上有多少可動用的資源。答案是：不少。據立法會研究辦公室統計，政府名下各類「政府基金」多達42個，2022年總資產超過18,000億港元，相當於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六倍以上。近年政府也在主動盤活這筆家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就把六個餘額較大的基金、合共約615億港元，重新整合、撥回一般收入帳目，好讓資金調配得更靈活。

可見香港並不缺發展的本錢，真正的關鍵，在於「怎麼配置」才能讓這些錢流動起來、用到實處。錢躺在帳上，和錢真正推動了規劃點名的產業，畢竟是兩回事。於是問題就從「有沒有錢」，轉到了諮詢文件提出的那道題上：所謂「可行的政策工具」，究竟是甚麼？

三層資金覆蓋企業的三段成長

要回答這道題，得先看看政府手上有哪些工具。公共行政學者胡德（Christopher Hood）有個經典的概括：政府管治能動用的基本資源，不外乎資訊、權威、財庫、組織四類；其中「財庫」這一類，說白了就是用錢去引導別人的行為。而香港在用錢這件事上，其實有一道從「被動」到「主動」的光譜，大致分成三層。放回那間初創身上，這三層恰好對應它成長的三個階段——就像一個人，由出生、長大到自立。

第一層是傳統的「資助型基金」： 對應的是「研發起步」。政府出錢，合資格的申請、按實際開支報銷，政府扮演的是「付款人」。它的好處是覆蓋廣、門檻低；局限則在於，這筆錢本質上是「補貼」，既難帶動額外的市場資金，也難跟最後的成效掛上鈎。

第二層是市場化的「引導基金」： 對應的是「長大擴張」。政府拿出一部分錢作母基金，用它去撬動社會資本，合組子基金，再交給專業團隊按市場規律去投，自己退到「有限合夥人」的位置。它要的不是補貼，而是「放大」。

第三層是專業治理的「投資平台」： 對應的是走向世界、尋找「策略夥伴」。政府透過一個治理獨立、專業運作的平台，做長期的策略性投資，主動去塑造整個產業生態。

三層之間並無絕對的優劣，關鍵只在一個簡單的原則：為「對的目標」，配上「對的工具」。這就像看病要對症下藥——傷風感冒不必動手術，重症也不能只靠維他命。諮詢稿其實已經給了線索：它在同一段裏，依次寫下「加強基礎科研投入」、「引導企業投資和支持創科發展」、「強化『政、產、學、研、投』協作體系」、「發展香港成為醫療創新樞紐……吸引全球醫藥企業」——這幾句層層遞進的訴求，幾乎與三層工具一一對應。下文就順着這間初創的成長，逐層來說。

資助型基金讓技術跨過死亡谷

規劃一開頭就提出要「加強基礎科研投入」，還定下一個很實在的目標：五年之內，把研發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13%提升到2.7%，追平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正是「資助型基金」最能派上用場的地方。

初創的故事，往往從一間大學實驗室開始。在香港，這一層主要靠創新及科技基金（ITF）、InnoHK研發平台、科技園孵化計劃等撐起，它們不要股權、也不求回報。成效是實在的：截至2020年4月，ITF已批出逾600個生物科技相關研究項目，資助逾12億港元，涵蓋幹細胞療法、分子診斷、中藥現代化等。最能說明這一層價值的，是中文大學現任校長盧煜明教授的例子——這位「無創產前檢測之父」的團隊，曾在InnoHK資助下成立「創新診斷科技中心」，研發出突破性的FRAGMA液體活檢技術。可以說，沒有這筆不問回報的資助，源頭技術未必跨得過從論文到原型的那道「死亡之谷」。

當然，這一層也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審計署2025年4月的報告就以「BUD專項基金」為例指出，一般申請平均要約183天才批出，實際撥付也低於核准金額。這提醒我們：工具怎麼設計，本身就會影響行為，好的用意，也得有好的設計來配合。往深一層想，當規劃文件點名了某個重點範疇，如果相應的投入只停在一個規模有限的資助基金，那距離規劃所期望的「產業化」，恐怕還有一段路——一個範疇若能在撥款之外，再配上清晰的考核、目標與退出機制，才更稱得上「精準」。

資助，讓技術得以「出生」。但規劃要的不止是出生，而是「產業化」——這就要靠第二層了。

引導型基金讓政府帶動市場投資

諮詢文件接下來的一句是「引導企業投資和支持創科發展」，還要「強化『政、產、學、研、投』協作體系」。關鍵就在那個「引導」和那個「投」——它要的已不再是政府單方面撥款，而是政府的錢和市場的錢一起下場。這，正好接上「十五五」那句「投融管退」。

「投融管退」四個字，說的是一筆公帑完整走一圈的四步：「投」，是政府先拿出一部分本金，選中有潛力的企業入股；「融」，是拿這筆錢當信號，引來數倍於它的社會資本和銀行貸款；「管」，是交給專業團隊按市場規律打理、陪着企業長大；至於「退」——最容易被忽略、卻也最關鍵——是等企業上市或被收購後，政府適時讓出股份，收回本金和收益，再投進下一個項目。四步接起來，一筆錢就能循環再用，而不是投一次就用完了。

內地在這方面已有不小的成績。深圳自2015年設立政府引導基金，財政實繳出資逾1,500億元人民幣，累計撬動社會資本近5,000億元人民幣，背後培育出數以百計的上市公司。要訣不在「政府投了多少」，而在「政府撬動了多少市場的錢」。落到一間企業身上更清楚：2015年7月，深圳引導基金體系下的深創投，以A輪1.3億元人民幣入股康方生物——當時康方連一款產品都還沒申報臨床，按保守的審批思維，這一筆恐怕很難批出來；但深創投陪着它走過5年、先後四輪加碼，到2020年，康方在港交所上市，市值至今已突破1,000億元港幣。這裏最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出錢、但不插手投資決策」這個分工：政府用自己的信用去撬動社會資本，卻把「該投哪一家」的專業判斷，留給市場——這才是「政產學研投協作」最務實的樣子。

香港其實已經踏出了這一步，方向也跟規劃相當吻合。特區政府設立了100億元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2025年7月獲立法會財財委會通過，預計2026至27年度起，分5至6年陸續啟動。它明言參考內地經驗，以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方式運作，目標是政府每投一元、帶動至少三元市場資金，把整體子基金規模撬動到400億元以上；旗下還特設「生命健康科技」板塊，並把資本回報下限定在6%，低於市場慣常的7%至8%——這正體現了「耐心資本」的定位。

不過，借鑑歸借鑑，也得審慎。內地引導基金推行多年，累積了不少可以參詳的經驗——比方說，退出機制要事先設計周全、返投要求不宜訂得太高；香港大可擇善而從、繞開彎路。再往前想一步：規劃既然已經把產業方向從生命健康，延伸到先進製造、新能源、微電子，那麼這套「放大」的思路，能不能審慎地從創科一個領域，慢慢推廣到其他同樣需要長期資本的行業？引導基金，解決了企業「長大」時所需的錢。但規劃還寫下更高的一句——要建「醫療創新樞紐」、要「吸引全球醫藥企業」，這就說到第三層了。

投資平台讓香港成為全球樞紐

諮詢文件裏有一句話說得最遠：把香港建成「醫療創新樞紐……吸引全球醫藥企業及頂尖人才匯聚」。「樞紐」二字，份量不輕。要吸引全球企業匯聚，靠的已不是補貼，也不止於放大，而是一個能把本地初創接上全球網絡、又能把跨國藥企引進來的策略平台——這正是「投資平台」的角色。

新加坡淡馬錫，示範了政府如何既掌方向、又守紀律。它由財政部全資擁有，成立逾50年，年化總回報達14%。但真正值得借鑑的不是回報，而是治理：政府作為唯一股東，只任命董事會、審查業績，「不參與投資、脫售和任何商業決策」。這道「政企分開」的防火牆，加上清晰的退出紀律，正是專業治理的核心。它目光長遠——早在BioNTech的新冠疫苗還在臨床、勝負未分時，淡馬錫已率先入股，最終見證了全球首批mRNA疫苗誕生。而更能看出「平台」與「基金」之別的，是它另設的生科平台ClavystBio：它在科學園建起實體孵化空間，給的不只是錢，還有一整套產業生態與全周期服務。這才是「樞紐」二字的真正份量，也是單純撥款給不了的。

這背後也有學理支撐。社會學者埃文斯（Peter Evans）研究東亞經濟奇蹟後，提出「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有效的政府干預，靠的是官僚機構既有「自主性」（不被個別商家牽着走），又能「嵌入」產業網絡（與業界緊密交流）。淡馬錫的「防火牆加專業團隊」，正是這一平衡的制度化。

港投公司助力「全球企業匯聚」落地

香港在這方面也有雛形，而且做的事正好呼應「樞紐」目標。獲政府撥備約620億港元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港投公司），以政府資金作策略投資、催生產業生態。截至2026年6月，它累計投資逾200個項目，其中10間已在港上市、另有逾30間正籌備今年上市；每投1港元，能帶動逾8港元的市場長期資金跟投，生命科技更是三大核心賽道之一。財政司司長也明言，港投公司今年的首要工作，正是「精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它的做法，也讓「平台」的特質看得很清楚：2024年6月，它領投由百度系團隊創立的生命科學AI大模型公司百圖生科（BioMap），條件是後者要在港設立國際創新中心、未來5年支持50個以上早期項目，並優先以香港為上市地——一筆投資換來的，正是規劃所期望的「全球企業匯聚」與生態落地。

香港的「三層接力」真實雛形

道理說得通，香港真做得到嗎？事實上，香港已經有過一個完整的例子——它把三層工具一路串成接力，而且恰好落在規劃點名的領域：基因檢測公司Prenetics（普樂健康）。

它的起點在第一層：早年加入科技園的生物醫藥孵化計劃，獲創新及科技基金支持。接着是第二層的市場資金接力——2016年獲平安旗下創投領投A輪，翌年再由本地創投海闊天空與阿里巴巴香港創業者基金聯合領投B輪；到2022年，它借SPAC登陸納斯達克，成為香港首家上市的獨角獸。更難得的是，它壯大之後，反過來承接了第一層的科研成果：2023年，它與盧煜明團隊合組Insighta（作價1億美元，8,000萬現金加2,000萬股份），把InnoHK資助研發的FRAGMA技術推向市場；2024年，騰訊再以3,000萬美元戰略入股。

把這條路串起來看：一筆政府不問回報的研發資助（第一層）孵出源頭技術，市場化的風險資本（第二層）把企業養大、推上市，最後由一間有實力的企業接棒，將科研成果商業化、引入戰略投資。這正是規劃所期望的「實驗室走向市場」「產業化」「全球企業匯聚」。

不過，接力還有最後一步：產品養大了，還要跨過一道「準入」，才能到使用者手中——藥物要審批、新材料要認證、新能源要並網。各行的「最後一公里」內容不同，道理卻一致：資金把產業養大，制度讓成果落地，兩者缺一不可。（醫療這一關的審批改革，由「1+」機制起步、到籌設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時間表恰與這份五年規劃重疊，筆者上一篇《香籬春暖｜香港藥審重大改革：從「歐美審批」到「自己話事」》已專門探討，此處不贅。）

可見香港並不缺個別案例，缺的是讓這整條接力「常態化」的制度設計。而這道理不止於醫療——醫療只是看得最清楚的一個切面；換到先進製造、新能源、微電子，道理一樣成立，只是各自要打通的那道「制度通道」不同而已。

把接力做成常態讓三方受惠

把這種接力做成常態，回報是具體的，而且三方都受惠。

對國家而言，香港以自身的科研、法治與國際網絡，把源頭創新培育成能走向世界的產業，正是「主動對接、融入大局」最實在的貢獻。對香港而言，財政不再只是一次性「派錢」，而是讓投出去的公帑透過退出循環滾動再用，在生命健康、先進製造、新能源、微電子等賽道上，長出新的增長點與優質職位。

對市民而言，產業升級最終會回到日常——多一分就業與發展的機會，也讓本地創新更快走完「從實驗室到應用」的路，無論那是一款新藥、一種新材料，還是一種更潔淨的能源。最終資源用得其所，這三方受惠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的三面。

規劃是起點兌現是考驗

衡量配置是否精準，只需三個提問——恰好對應那間初創走過的三層，也對應規劃寫下的三句訴求：研發資助，有沒有投在真正有潛力的源頭（投得準）？引導基金的錢，有沒有交給對的專業團隊去打理（管得好）？投資平台到了該退場時，退不退得乾淨（退得出）？

這三問，不只適用於生命健康。換到規劃點名的其他賽道也一樣，各有各要打通的「最後一公里」；「投得準、管得好、退得出」這把尺，量哪一行都合用。

經濟學者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說過一句話：好的政府，不會只在市場失靈時才出手「補位」，而會主動「設定方向、塑造市場」。這份規劃寫下了產業方向，其實已是一次「設定方向」；接下來真正要補的，是把方向落到實處的那套配置紀律。

這份規劃既有準憲制的份量，又是一份橫跨兩屆政府的承諾。它能否把資源用在最關鍵之處，考驗的已不只是一份文件，而是香港未來5年，能否在國家發展大局裏找準自己的位置。諮詢期就是回答這道問題的窗口；而真正周全的答案，還需要產業、學界與前線，一起補上。

作者林蓓茵是香港註冊中醫學會副會長，中醫學博士，公共衞生碩士。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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