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律師專欄

近日華富邨一宗發生於小巴站的嚴重衝突事件，再次敲響全城警號，提醒社會大眾必須正視公共空間中情緒失控所引發的風險。原本只屬輕微的「踩腳」摩擦，竟能迅速升級為激烈口角，繼而演變成肢體糾纏、壓倒在地，以至持續施壓，最終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這反映的已不只是個別人士一時衝動，而是城市公共空間中情緒管理、危機判斷、法律底線與社會互信同時承受壓力的深層問題。事件亦清楚說明，當日常小事被以對立方式處理，原本可即時化解的摩擦，便可能在短時間內急速惡化，甚至演變成不可逆轉的嚴重傷害。

衝突從言語走向肢體侵害

回看本港社會對在公共交通上衝突的集體記憶，2006年廣為傳媒報道的「巴士阿叔」事件，其實正好提供了一個鮮明對照。當年一句「你有壓力，我有壓力」之所以深入人心，並成為城市集體記憶的一部分，並非因為事件涉及肢體傷害，而是因為它極為準確地呈現了公共空間中情緒對峙的荒謬與真實。事件中的「巴士阿叔」雖然語氣激烈、聲調高漲，情緒壓迫感亦十分明顯，並且帶有侮辱與挑釁意味，但整體而言仍主要停留於言語衝突與心理施壓層面，未有進一步演變為拳腳相向、推倒傷人等實質暴力。從這個角度看，該事件本質上屬於典型的情緒爆發，所反映的是語言暴力與態度衝突，而非刑事層面的身體侵害。

正因如此，「巴士阿叔」事件雖然曾在網絡與媒體上廣泛流傳，成為不少香港人熟悉的集體記憶，但其真正的社會意義，在於提醒人們：在擠逼而高壓的城市日常之中，最常見的衝突形式，往往首先表現在語氣失控，而不是走向肢體傷害。它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並不在於暴力本身，而在於那種高張力、近乎荒誕的情緒表達，令社會看見公共交通環境中人際摩擦的脆弱與失衡。換言之，這類事件雖然令人不安，卻仍屬可以透過語言加以描述和理解的範疇，並未跨越至以身體傷害他人為目的的層面。

公共空間越來越「容忍」暴力

然而，今次華富邨小巴站事件所呈現的，卻是由一宗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摩擦，直接發展成肢體暴力，並最終釀成死亡的悲劇。這種差別，絕不只是程度上的高低之分，而是性質上的根本跨越。事件已不再停留於口角或情緒對峙，而是進入以身體作為工具、以壓制作為手段、以他人安危作為代價的嚴重暴力層面。這反映出一個不容忽視的趨勢：近年，本港社會之中，部分人對衝突的理解愈來愈粗暴，似乎不再相信言語、退讓或溝通可以化解問題，反而傾向以動手、報復、壓制等方式一次過處理。若這種心態被社會氛圍默許，甚至被不自覺地淡化，日常爭執便會逐漸失去應有界線，最終令公共空間的秩序與安全一同受損。

這宗事件亦不能脫離近年公共空間暴力觀感的變化來理解。2019年黑暴期間，街頭對抗、圍堵衝突、肢體衝擊與群體叫囂等畫面，長時間佔據新聞版面及網絡空間，令社會對「在街上動手」這類行為的心理門檻不斷下降。暴力之所以危險，不單在於它會造成即時傷害，更在於它具有強烈的示範效應。當某種行為反覆被展示、被轉發、被討論，甚至被包裝成立場表態、情緒宣洩或對抗姿態，它便不再只是單純的秩序失控，而會逐步被塑造成一種可被模仿、可被接受，甚至可被合理化的表現方式。問題正正在此。社會不會因為見得多暴力事件而變得更安全。相反，當暴力影像愈來愈頻密地滲入日常視野，人們對其異常性與危險性的敏感度，反而有可能被逐步減弱。

日常衝突自然煞停機制失效

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公共語言之中。過去，市民大眾對於在公眾地方因瑣事起爭執，普遍會視之為「失禮」，是需要即時收斂和回避的行為。但在長期接觸高張力社會畫面之後，部分人對衝突的理解開始偏向情緒化與對抗化，認為激烈回應不再是失控，而是一種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包容的反應。當社會輿論持續以「維權」、「對抗」、「反擊」、「發洩」、「報仇」等詞彙描述衝突時，暴力便被賦予某種語意上的正當性。這種語言上的重新包裝非常關鍵，因為一旦暴力不再只被看作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而是被視為回應壓力或不公的方式，社會對動手的道德警戒便會下降。真正令人憂慮的，不只是有人動手，而是越來越多人開始對動手失去明確的否定感。

其次，這種對暴力行為的鈍化亦會反映在行為判斷的層面。當社會長期處於高壓和高衝突的公共情境之中，人們對什麼程度的對抗屬於過火的判斷便容易失焦。原本只屬於言語衝突、表情不耐、語氣尖銳的摩擦，可能被誤認為必須以更強烈方式回應的挑釁。原本可以透過退讓、冷靜、求助來處理的情況，卻被部分人理解為必須立即反制的局面。這種心理轉向極其危險，因為它會令人把公共空間中的日常磨擦，錯誤地視為需要爭勝負的場景。當「輸贏」取代「克制」，當「回敬」取代「停手」，日常衝突便不再有自然煞停機制，而會愈演愈烈。今次事件之所以令人震驚，正正在於它顯示出這種煞停機制已經全然失效。

公共秩序不能被過火行為侵蝕

若再從社會結構層面觀察，問題更不應只被理解為個別人士的情緒管理失當，而應放在香港公共生活的整體脈絡中審視。香港地少人多，交通工具與公共空間長期處於擠逼狀態，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本已承受較高的互動壓力。在這樣的環境下，衝突處理能力本應成為維持秩序的基本素養。然而，當社會氣氛長期強調對立、強硬與即時反應，原本屬於克制與讓步的公共倫理，便容易被邊緣化。結果是，衝突不再被視為需要降溫處理的問題，而被錯誤地理解為必須快速分勝負的場面。這種轉變若不及時糾正，受損的將不只是個別事件中的當事人，而是整個公共空間的安全感與信任基礎。

因此，今次事件所暴露的，不節只是個別人士的脾氣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在暴力認知上出現了值得警惕的偏移。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我們是否已不知不覺將高張力場面看得過於頻密，以致對衝突升級的警覺心逐步下降？是否已把過火行為視作司空見慣，以致對動手的道德直覺日漸鈍化？是否又過度以情緒作為解釋一切的藉口，令責任與底線反而被置於次要位置？若這些問題得不到正視，當社交媒體與傳媒持續充斥各類公共空間暴力事件時，社會對此類行為的敏感度只會進一步下降。屆時，公共空間的秩序便不會只受個別事件衝擊，而會在更深層次上被逐步侵蝕。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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