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死亡不只是生理功能的終止，也是個人生命歷程的完結，並牽動家庭照顧、醫療選擇、哀傷處理及社區支持等一連串問題。只是，在香港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死亡長期被視為不宜多談的題目。即使近年社會對善終、預設醫療指示、臨終自主、孤獨死及照顧者壓力的討論明顯增加，整體制度仍未建立起一套完整而連連貫的生死教育框架。隨着人口高齡化持續加快，生死教育已不應只被理解為個別家庭的私事，也不只是醫療系統中的臨終安排，而是涉及公共教育、社會服務、醫療協作與法律制度的綜合議題。

死亡素養從臨床照顧走向公共教育

香港近年完成有關預設醫療指示及預設醫療照顧計劃的立法，的確為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政策窗口。不過，若要把這個契機轉化為實際改變，關鍵不只在於社會是否願意談死亡，更在於政府是否有能力把相關制度接通，讓市民在教育、社區與醫療三個層面都能找到清晰入口。

香港生死教育的起步，主要來自善終寧養、院牧服務及宗教團體對臨終者的關懷。早期工作重點多集中於醫院或院舍，關注的是末期病人的痛症控制、情緒支援與心靈照顧。這一階段奠定了善終服務的重要基礎，但整體而言，死亡仍主要被放在臨床情境中處理，未真正進入公眾教育與日常生活層面。

到了90年代，教育界開始較多討論生命價值、逆境應對和青少年自殺預防，部分學校亦曾透過宗教、倫理或公民教育課程，零星觸及生死議題。不過，相關內容大多依附於個別教師的關注，缺乏完整課程設計與專業支援，亦未形成穩定制度。結果是，學校往往在危機發生後才臨時回應，較少在平日有系統地處理喪親、失落、疾病與死亡等人生課題。

21世紀以來，非典型肺炎及新冠疫情等集體公共衛生事件，明顯改變了香港社會對死亡的感知。市民愈來愈意識到，死亡不只是高齡者或長期病患的事，而會直接進入家庭、社區與公共生活。這種集體經驗也逐步催生了香港社會對「死亡素養」的初步需求。所謂死亡素養，不只是知道身後事程序或醫療文件如何處理，而是指一個人是否具備能力理解死亡、討論臨終選擇、面對哀傷，以及在家庭和社區中作出相應安排。近年更多非政府機構把生死教育帶入社區，從臨終規劃、喪親支援到照顧者教育，某程度上正是在補足這方面的能力缺口。然而，這些工作至今仍大多依賴個別機構、專業熱心與短期資助，距離制度化仍有相當距離。

制度應更好地承接生死教育

今天的香港，死亡不再像過去那樣完全不能觸碰。近年電影、媒體報道及社區活動，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眾對死亡議題的心理距離。不過，討論增加不等於制度成熟。真正的問題在於，當社會開始願意談死亡時，教育、醫療與社福系統是否已準備好接住這些討論，並把它們轉化為持續的支援和安排。

目前最突出的困難，是三個系統之間各自推進而缺乏銜接。醫療系統關注病情、治療與急救決定，社福系統較多處理家庭溝通、照顧壓力與情緒支援，教育系統則集中於生命教育與危機介入。三者各有角色，但彼此之間共同語言不足，轉介路徑亦不夠清楚。於是，市民即使在社區中已談過臨終意願，到了醫療場景也未必能順利對接；家庭長期承受照顧壓力，亦未必能及早得到合適支援。

校園情況尤其值得留意。現時生命教育多強調正向成長、抗逆力與情緒健康，這些方向固然重要，但若長期避談死亡、喪親、失落與告別，生命教育便容易流於單一。學生面對祖父母離世、家人重病、同儕自殺，往往缺乏足夠的認知與空間去理解自己的經驗，教師和學校社工亦未必接受過足夠訓練，只能在事故發生後倉促應對。

其實，青年未必如想像中那樣抗拒生死議題。我在課堂的功課中，要求學生以生死教育為主題，設計並實踐具創新元素的教育方案。部分學生以長者生命故事整理、遺物回顧、桌面卡牌遊戲、社區展覽、聲音故事及短片創作為切入點，嘗試把原本沉重而抽象的題目，轉化為可參與、可對話的公眾教育活動。從這些教學經驗可見，青年並非必然排斥討論死亡，問題往往在於教育情景過於狹窄，未能提供貼近生活經驗、又不致令人卻步的進入方法。若從「死亡素養」的角度理解，校園其實不只是傳授知識的地方，也可以是讓年輕人學習如何理解有限、面對失落與處理關係的起點。

預設醫療指示立法提供契機

香港近年就預設醫療指示及相關安排完成立法，《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於2026年7月31日正式實施。這無疑為生死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機。法例的意義，不只在於確認市民可在具精神行為能力時，預先表達自己在臨終階段對醫療處置的意願，更在於它把生死議題由私人道德選擇，推進到一個需要制度承托的公共層次。

然而，法律條文本身不會自動轉化為社會實踐。若市民不知道何時應開始討論，若家屬不懂如何參與，若社工與醫護未掌握清晰程序，若社區與醫院紀錄仍未有效互通，法例的實際效果便可能相當有限。換言言之，立法提供了一個清晰方向，但是否能改變市民的臨終經驗，仍有賴教育、訓練、行政與服務配置是否同步跟上。

生死教育落地需從五個層面開始

若香港希望把生死教育由零散活動發展為較具規模的公共政策，未來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向着手。

首先，社區和醫療之間需要更實在的協作平台。與其只着眼於推廣預設醫療指示的概念，不如在地區層面建立固定的生死規劃支援服務。例如在長者地區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地區康健中心設立定期諮詢時段，由受過訓練的社工、護士、輔導人員與法律顧問提供分層支援，協助市民處理預設照顧討論、身後事規劃、照顧者壓力及家庭溝通。這類服務若能與公立醫院的老人科、腫瘤科、紓緩治療及出院支援團隊建立穩定轉介關係，會比單次講座更能產生實際效果。

其次，校園可以成為生死教育的重要實驗室，但方式不宜過於教條。除了一般課程內容，教育機構可鼓勵以創作、訪談、社區參與和跨學科實作作為學習方法。例如讓學生設計與長者對談的生命故事計劃，製作有關喪親經驗的聲音紀錄，為社區長者整理數碼遺產清單，或與社福機構合作舉辦小型展覽、模擬生前規劃工作坊和告別禮儀討論。這些方式的價值，不只是讓學生知道死亡是甚麼，而是讓他們在行動中理解關係、責任、照顧與尊嚴等概念。若政府當局願意提供資源和框架，生死教育完全可以由邊緣題目，轉變為公民與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第三，香港可更積極發展以社區為本的體驗式生死教育。現時不少活動仍停留於專題講座，但對很多市民來說，死亡之所以難談，往往不是因為完全無知，而是不知道如何開始。相比單向講授，一些較具互動性的形式可能更有效，例如Death Café、對話會、照顧者劇場、閱讀小組、人生回顧工作坊、模擬醫療抉擇討論、墳場文化導賞，甚至結合音樂、攝影與劇場的公開展演。這類活動的重點不在於標奇立異，而在於提供一個較「易入口」的狀況，讓不同年齡層的人能以自己的節奏接近這個題目，逐步提升社區的死亡素養。

第四，家庭對話需要更早開始，也需要專業方法協助。香港不少臨終衝突，並非因為家人冷漠，而是因為所有人都太遲才開口。政府和社福機構可發展一套較本地化的家庭對話工具，例如簡明版討論卡、照顧情境劇本、家庭會議問與答及多語言資源包，協助市民在長者仍清醒健康時，討論插喉、急救、院舍安排、財務交代及身後事意願。相比抽象宣傳及早規劃，這類具體工具更有可能幫到家庭真正展開談話。

而在這個層面上，香港尤其需要更細緻地處理個人自主與家庭決策之間的關係。若只用西方式的個人自決去理解華人社會的臨終抉擇，往往不足以解釋現實中的猶疑與拉扯。相對之下，「關係自主」或許更貼近本地情境。這個概念強調，一個人的選擇往往不是在真空中作出，而是在家庭關係、照顧責任、情感連結與文化期待之中逐步形成。這不代表個人意願可以被家庭取代，而是提醒我們，若希望病人的選擇真正被尊重，很多時便不能只處理個人文件簽署，更要處理家庭對話如何展開、分歧如何疏導，以及孝道觀念如何在當代條件下被重新理解。

第五，數碼生活的轉變也值得納入生死教育。今天不少人的人生痕跡都留在線上，包括社交帳戶、雲端相片、網上支付工具、虛擬資產和數碼訂閱。可是，香港現有生死教育和善終服務對這方面着墨不多。未來可考慮由社福機構、院校與科技界合作，開發簡便的數碼遺產規劃教材和工作坊，協助市民處理帳戶移交、資料刪除、網上悼念及私隱授權等問題。對年輕一代而言，這或許比傳統講述死亡哲學更能成為進入生死教育的第一步。

最後，服務模式本身也需要更可持續。現時不少有質素的生死教育計劃都依賴短期基金，一旦資助結束，經驗和團隊便難以保留。較可行的出路，是把部分服務逐步納入常規社區支援架構，並容許非政府機構發展分層收費模式。例如向企業、專業團體及中產家庭提供較深入的人生規劃、照顧者教育或哀傷支援服務，再把部分資源回投基層長者、獨居人士和照顧壓力較高家庭。這類模式未必能解決所有財政問題，但至少可減少生死教育完全受制於短期項目周期的情況。

生死教育不是把死亡說得動聽

香港今天面對的，其實不是要不要談死亡，而是怎樣把這場討論轉化為制度能力。若市民知道可以早些規劃，卻找不到支援；若家屬明白尊重意願的重要，卻沒有方法展開對話；若學校願意處理失落和哀傷，卻缺乏教材和培訓；若醫護和社工都認同跨專業合作，卻沒有共通平台，那麼生死教育最終仍可能停留於理念層面。

說到底，生死教育不是要把死亡浪漫化，也不是要把所有照顧抉擇都推回個人承擔，而是讓人在仍有能力表達、關係仍可修補、制度仍來得及介入之時，有條件清楚說出自己的想法，並得到家人、專業人員與社區系統的基本承接。若香港要建立較成熟的善終文化，下一步要做的，便不是重複呼籲社會放下忌諱，而是更踏實地補上教育、服務與制度之間的缺口。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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