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言自得｜楊志剛專欄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但董建華，是傲立歷史大浪的中流砥柱。論香港歷任特首，最不忘歷史的是他，歷史最不會遺忘的，也是他。他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生於國恥之日，長於動盪之年，成於回歸之局，歸於復興之世。董先生擔起了歷史的沈重，這讓他成為英美勢力「最看不順眼」的特首；他開拓了「一國兩制」的歷史大局，笑迎着大時代的來臨。

不做代理人
英美不順眼

英國於香港回歸前，便早已精心佈局。英國人心目中第一任特首的理想人選，不是董建華，是陳方安生。這位英治時期獲大力栽培的女高官，被末代港督彭定康提拔至公務員體系的頂峰，並調動西方輿論和反對派吹捧她為「香港良心」，為她問鼎特首鋪路。她熟悉英式管治，擁抱英式價值，維護英國利益。她外訪時公開談及釣魚島，用的是日本名稱「Senkaku Islands」，而非「釣魚島」。在英國人眼中，她是「會合作、信得過」的最佳特首人選。為了問鼎特首，她忽然愛國，並演出「回鄉祭祖」。

但歷史沒有按照英國人的劇本走。董建華當選首任特首，陳方安生退居第二，出任政務司司長，是實際的英治「代理人」。她維護英治時期「政務司司長是公務員之首」的做法，全體公務員聽命於她。董建華要推行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開創性實踐，而陳方安生欲推行的，是維護英治時代的舊有利益。這是根本性的矛盾。她被指於政務司任內「不斷拖董先生後腿」，成為董先生施政的最大絆腳石。2001年，陳方安生以「個人原因」辭職。英國人失去了他們在香港的最高代理人。

打破舊勢力
觸碰最底線

董建華有強烈的歷史感。他出任特首後不久，便將115名於抗日戰爭時犧牲的東江縱隊香港英烈名冊，隆重移放於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的紀念龕內。在港英治下的一個半世紀裏，他們的名字被拒於這座官方紀念園外。但董先生不許歷史遺忘英烈。其後，董建華將香港特區的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授予1967年「反英抗暴」英雄楊光。在英治時代，楊光是「政治囚徒」；回歸後，他是「勳賢」。董先生的歷史感讓他知道：一個民族不能忘記自己的英雄，一座城市不能割斷自己的記憶。

董建華另一個讓英美「看不順眼」的原因，是他觸碰了最敏感的底線：國家安全。2002年至2003年，董建華試圖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保衛國家安全。但英美的反應強烈，並調動輿論和反中勢力，全力搗亂。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會見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時，明確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撤回國安條例草案」。最終，第23條立法被迫擱置。

維護國家利益
堅毅一往無前

順帶一提：另一位讓英美「看不順眼」的特首，是梁振英。他任內試圖推行國民教育，是全世界理所當然的教育政策。然而，外部勢力策動「反國教」運動，宣誓浩大，席捲香港，國民教育被迫擱置。2013年，斯諾登事件爆發，梁振英拒絕屈服於美國的引導威逼，公開對美國說「不」。2014年，佔中爆發，是外部勢力聯同內部反對派對梁振英開的極限施壓。從反23條立法、反國教、到佔中，美英外部勢力針對的，始終是董建華和梁振英本人。因為他們觸碰了西方勢力最不願被觸碰的東西：國家安全和人民對國家民族認同。

相比之下，曾蔭權和林鄭月娥，在英美眼中則「順眼」得多。曾蔭權時代，他頻繁訪問英美，在英美眼中，他「理性、務實、可溝通」。他沒有觸碰《基本法》第23條，也沒有推行國民教育，只求「做好這份工」，於是施政順利，直至他因個人行為失德被告上法庭。林鄭月娥時代，英美全力圍堵中國已是明牌。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本質上是外部勢力以「亂港」來打壓中國的「顏色革命」，並企圖通過控制區議會、立法會和選委會，全面奪取香港管治權。外部勢力針對整個香港特區，背後目的是打斷中國的發展。林鄭月娥作為特首，當然飽受壓力，但她本人並非真正目標。

生於國恥日
笑迎大時代

董建華生於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當天。董建華多次提及：父親常常提醒他：你是「國恥日」出生的，要「勿忘國恥」。董建華出生時，就有了愛國的基因。對他來說，愛國無需任何理由。對不愛國的人來說，給她解釋千百條愛國的理由，也永不足夠。父親在董建華兩歲時的照片寫下：「笑迎着大時代來臨」。董建華國恥日出生後剛好一個甲子，於1997年成為首任香港特首。

舊經濟時代，「船王」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影響力和洞察力，是各行業之冠，船王所到之處，國王總統和總理都以禮相待。同樣地，在「全球化時代」來臨之前，超前實現全球化的行業，是航運業。董建華先生在船王董浩雲的教導下成長，並親身經營國際航運業。他看香港，是世界地圖中的香港；他發展香港，是國家發展大局中的香港發展。他是最具全球視野、最具超前目光的特首。

啃最硬骨頭
步步皆辛苦

董先生作為特首的決策，往往是走在時代之前。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大時代開拓者，總是荊棘滿途。加上陳方安生之流對他的拖後腿，這註定他作為作為特首時由決策落實，到政策落地，步步皆辛苦。但他卻依然以敦厚的笑容，從容面對；然後以蠻牛一樣的倔強，奮鬥到底。

敦厚寬容，和堅毅倔強，這兩項並不交融的高貴品質，在董先生身上卻成為完美的結合。第一任特首面對的，絕非歌舞升平的香港，而是香港史上內憂外患疊加長期頑疾和突發危機集中爆發的最嚴峻局面。內憂有多年累積的土地和房屋供求嚴重失衡、長期泡沫化導致的資產泡沫爆破、產業空心化、經濟下行，社會撕裂、內耗嚴重、民怨加劇；這都是長期積累而成的頑疾，解決方案定必是長周期的。外患方面，外部勢力不但預判、並且是悉心佈局的資本外流、金融海嘯、輿論抹黑、人才撤離、議會衝擊，再疊加非典疫情的突發危機。

繼承歷史禮物
點亮香港未來

在香港內外交困、遠慮近憂集中爆發的歷史最惡劣時期，董先生以敦厚寬容和堅毅倔強，為香港提供了穩定。他當年提出的治港方略，包括「八萬五」、科技創新、普及高等教育、人口政策、CEPA、自由行、數碼港、中藥港等，因為超前，故此這些政策一直不斷伸延至今天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長遠規劃。這是歷久常新的治港智慧。

一個偉大的領袖，送給人民最後的禮物，不是他點亮了前方的道路，而是被他點亮的人，已經無需領導而能夠自己發光，點亮前路，繼續使命。這正是董建華先生留給港人的禮物。

作者楊志剛是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中文大學前專業應用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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