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方向劉暢博士專欄

9月16日，行政長官李家超正式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同日發表《行政長官2026年施政報告》。對香港而言，五年規劃承載的是香港開埠以來從未有過的制度實踐和「歷史性升級」：從年度施政的短周期節奏，走向跨周期、跨部門、可問責的長遠謀劃。筆者此前提出過擔憂：規劃最怕願景很多、抓手很少；若沒有量化目標、協調機制與中期檢討，再好的藍圖也會停留在紙面。如今文本出爐，這三個問題都有了正面回應。

從「願景敘事」到「可問責承諾」

最具標誌意義的突破，莫過於第五章「主要目標」中羅列的22項主要指標。這是香港長遠規劃史上第一次引入「預期性」與「約束性」的指標分類——前者17項，是政府引導市場、凝聚預期的努力方向；後者5項，是政府必須動用公共資源和行政力量確保兌現的硬承諾。將宏觀願景轉化為可量化、可考核、可追蹤的具體節點，這是香港治理從「定性描述」走向「精準治理」的關鍵一步。

預期性指標涵蓋經濟增長、勞動生產力、創新投入、產業結構等領域，例如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GDP比重力爭2030年後達3%、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比達5.5%、旅遊業增加值較2024年增長四至五成等。這類指標不具強制性，而是傳遞政府的戰略優先次序，引導市場資本、人才要素向重點領域流動，為企業布局長期業務提供明確的風向標，體現對市場規律的尊重。

約束性指標則是政府對市民的硬承諾，集中在民生底線、生態紅線、公共資源供應等領域。五項約束性指標中四項關乎環境、一項關乎土地——政府把最硬的承諾，押在了最考驗執行力的兩個領域。至於北都住宅五年落成70,000個單位列為預期性，而「熟地」供應列為約束性，這一軟一硬的搭配，恰恰說明規劃者深知：土地在手，才有市場；政府能直接掌控的環節，才是問責的真正落點。

這22項指標為香港發展樹起了前所未有的「刻度尺」。往後評量施政成效，不再是印象式的爭論，而是對照指標的年檢。今後每年的施政重點都將圍繞五年規劃的總目標分解展開，財政預算案也將對應配置資源，從而形成「五年規劃定方向、年度施政抓落實、財政預算作支撐」的完整治理鏈條。這對習慣了「目標寫進報告便算完成」的香港政治文化而言，是一次靜水深流的範式轉移。

以三大支柱對沖全球風險

在指標與機制之外，規劃對「鞏固」與「發展」的辯證處理同樣值得細讀。從鞏固的一面來看，金融被明確定位為「香港的根本和最大的優勢」，方針是「以穩促進，以進固穩」；航運不再糾纏箱量排名，而是從「噸位大港」轉向「價值港」；貿易中心堅持零關稅自由港底色，深耕東盟、中東，爭取早日加入RCEP。從發展的一面來看，創科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微電子等前沿賽道，力爭研發開支佔GDP在2030年後達至3%；北部都會區以「南金融、北創科」重塑城市空間格局，成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引擎；民生端則立下2030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的時間表。老本行要守住，新賽道要闖出，民生要改善——三者被放回同一個時間軸和資源約束下統籌排序，這正是五年規劃區別於歷年施政報告「政策拼盤」的根本所在。

把視野拉遠，這份規劃的時代分量才看得真切。當前國際環境高度不確定，地緣政治動盪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衝擊全球產供鏈，中小型開放經濟體普遍陷入「隨波逐流」的戰略被動。香港的回答，是以「確定性、韌性、長遠規劃」三根支柱對沖國際風險。以確定性對沖政策搖擺——22項指標向市場、資本與人才發出跨越政治周期的穩定預期；以韌性對沖外部衝擊——多元市場布局、金融風險防範、統籌發展和安全，築牢抵禦風浪的防波堤；以長遠規劃對沖短視博弈——讓投資者看得見五年後的賽道，讓年輕人看得見10年後的舞台。

這正是「化被動為主動」的戰略真義，不是被動等待國際環境好轉，而是主動把自己的確定性做成稀缺資源；不是「守株待兔」等待紅利，而是「築巢引鳳」創造價值。當全球資本都在尋找避風港，一個有規劃、有指標、有執行閉環的香港，本身就是最好的營商環境說明書。

首份五年規劃，是香港主動謀定未來的第一份答卷。是「一國兩制」實踐中一次重要的治理創新。它既堅守了香港自由開放的市場底色，又引入了長遠謀劃、系統布局的政府效能，探索的是一條「有效市場 + 有為政府」深度融合的現代資本主義發展路徑。在充滿變數的時代，最寶貴的資源是確定性；在競爭加劇的格局中，最可靠的優勢是前瞻性。

當然，藍圖繪就，考驗方始。只有執行到位，逐項落實，以公開指標接受社會檢驗，以跨部門協同突破制度堵點，香港才能從「何時跟形勢」轉為「提前佈形勢」——以確定性穩資本，以韌性抗衝擊，以長遠規劃換由治及興的新局面。

作者劉暢博士是「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客座教授。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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