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北上安老引入灣區標準 打破跨境照顧服務疑慮

撰文:馮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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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豪教授專欄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已進入新階段。過去較受關注的是交通、基建和物流等硬件建設,現在重點正逐步轉向制度銜接、資格互認和民生服務協作。這反映區域融合正由硬件連接走向規則對接。香港若要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作用,不能只停留在資金、資訊和專業中介的角色,也要在規則建設和服務標準方面作出貢獻。

是時候將灣區標準引入社會服務

在這個背景下,社會服務標準化值得正視。過去談標準化,社會普遍先想到工業產品、工程安全或科技規格,較少想到安老、復康、特殊需要兒童服務等民生範疇。原因不難理解。社會服務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受文化、制度和地方習慣影響,外界容易認為這些工作難以用共同標準處理。不過,隨着跨境生活愈來愈普遍,長者北上安老、跨境家庭增加、人口老化加快,這種想法已不合時宜。若缺乏較清楚而互相承認的服務標準,跨境民生合作便難以深化。

將灣區標準引入社會服務,不只是技術安排,也是治理問題。若能在安老、復康、院舍照顧和社區支援等範疇建立共同準則,既有助提升服務質素,也能減少跨境使用服務時的不確定。若這套經驗能進一步整理和轉化,香港亦可在國家對外合作中找到更具體的位置。

社會服務標準應走向整體規劃

近年粵港澳三地在部分服務領域已開始建立共同標準。《照護食灣區標準》(正式名稱為《適老易食食品(適老照護食)通用要求》)就是一個例子。它針對吞嚥困難長者的飲食需要,為食物質地、黏稠度和製作要求提供較清楚的依據。這類工作看似細微,但意義不小。它說明社會服務並非完全不能標準化,只要界定清楚服務目標和使用者需要,仍可建立具操作性的共同規範。

不過,若灣區標準只停留在個別產品或單一技術層面,作用始終有限。區域合作要走深一步,標準建設就要由單點試行走向整體規劃。安老院舍照顧、社區復康、特殊教育支援,以至其他與家庭和照顧相關的服務,都應逐步納入討論。這些服務雖然性質不同,但都涉及最基本的服務質素、風險管理、個人資料保障和專業程序。若三地長期各有各做,制度磨合便難以推進。

以安老服務為例,香港、廣東和澳門在院舍照顧上各有制度背景,也形成不同做法。有些差異屬於行政安排,有些則涉及照顧理念和操作習慣。這些差異若不處理,長者及家屬對跨境服務便難以建立信心。相反,若能梳理出共同要求,再保留合理彈性,便有機會建立一套較具公信力的區域標準。

這項工作不能單靠政府內部推動。要令標準具說服力,也具可行性,三地政府應與社福機構、專業團體、大專院校和認證專家共同參與。香港在個案管理、服務評估和專業倫理方面有較成熟經驗,尤其社會福利署多年推行的服務質素標準,已在機構管治、服務程序、投訴處理和服務使用者權益保障等方面建立較完整框架。廣東則在服務規模、設施配套和智慧養老方面發展較快。若能把兩者結合,所形成的標準會較完整,也較有推廣基礎。

筆者近年多次北上參與內地社會服務評審和交流工作,深切感受到不同地區在服務流程、紀錄要求和質量監察上各有做法,也看到不少機構正由重硬件逐步走向更重視服務成效和服務對象感受。這說明兩地並非缺乏合作基礎,關鍵在於如何把各自積累整理成可對接、可評估的共同準則。

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從業員資格和培訓銜接。社會服務最終靠人執行。若只有服務機構標準,卻沒有相應的人才標準,制度便很難真正落地。粵港兩地現時在社工和護士註冊、護理員培訓和職級評定方面仍有差異。若要推進社會服務灣區標準,便應逐步建立培訓內容、能力要求和考核方式的銜接機制,讓專業資格互認有更穩固的基礎。

以第三方認證制度回應信任問題

有了標準,不代表問題自然解決。標準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取決於是否有可信的認證和執行制度。對市民來說,文件本身未必最重要,他們更關心服務機構是否真的達到要求。這正是認證制度的作用。

近年香港政府擴展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資助合資格長者入住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安老院舍。政策方向清楚,但實際推動時,部分長者和家屬仍有保留。他們擔心的往往不是地點,而是照顧質素、醫療支援、文化適應和緊急安排。這些疑慮若沒有制度支撐,很難單靠宣傳消除。

因此,建立具獨立性和透明度的第三方認證制度,是推動跨境安老的重要一步。認證的功能不只是標示合格與否,更是向公眾提供較容易理解的品質保證。若院舍、社區照顧服務和相關支援項目都能在同一套清楚準則下接受評核,長者和家屬在選擇時便較有依據。

香港在這方面其實有一定基礎。多年來,社會福利署透過服務質素標準監察制度推動受資助服務機構建立較完整的服務質素管理框架,核心不只是行政合規,更包括服務使用者權益、投訴機制和持續改進。若未來能把這類重視服務過程和使用者保障的做法,與灣區認證機制逐步銜接,跨境服務的公信力會更穩固。

未來可考慮進一步擴大認證的適用範圍,讓更多公營、資助和優質民辦機構參與。對獲認證機構,政府也可在政策配套上提供更清晰支持,包括納入資助名單、加強醫療協作安排,以及優先接入跨境支援機制。這樣做不只是給予誘因,也是透過制度帶動服務提升。

同時,跨境安老不應只理解為院舍住宿安排。很多長者即使北上居住,真正需要的仍是日常社區支援,例如日間照顧、復康訓練、健康監測和照顧者支援。若灣區標準和認證制度只集中在院舍層面,便難以回應長者在社區照顧中的實際需要。未來應把認證逐步擴展至社區服務,讓跨境安老有更完整的支持網絡。

香港要把經驗轉化為可通行準則

在推動灣區標準的過程中,香港的價值不只在於參與,更在於轉化。香港熟悉國際專業規範,也長期處理本地密集而多元的社會服務需要。這使香港有條件把本地積累的服務經驗,整理成較容易與外界對接的準則和框架。

社會服務講求關係和情境,不能完全照搬工業規格,但這不代表它無法形成共同準則。關鍵在於如何把抽象理念轉化為具體做法。例如,尊重服務使用者意願、保障私隱、減低跌倒風險、訂立個人照顧計劃和處理申訴機制,這些都可以有較清楚的程序要求。香港在這方面有不少可供整理的經驗,而服務質素標準監察制度正是一個可供參照的例子。它不只是一套文件要求,更反映出香港社福界多年來對服務質素、問責和使用者保障的基本理解。

筆者近年參與部分內地社會服務評審工作時,也觀察到內地不少服務機構在標準化和信息化方面進步很快,尤其在設施配置、流程建設和數據管理方面已有相當基礎。香港若能把自身較重視服務質素、專業倫理和使用者權益保障的經驗系統整理,便能在彼此借鑑之中發揮更實在的橋樑作用。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方向,是把管理流程與科技應用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近年在智慧養老設備、健康監測系統和復康科技方面發展迅速,硬件能力相當突出。不過,科技能否真正改善服務,不只取決於設備本身,也取決於使用方式和倫理界線。若缺乏合適的服務流程和保障機制,再先進的工具也可能流於形式,甚至引起服務使用者不安。

香港在這裏可以發揮補足作用。香港社福界較重視個案需要、跨專業協作和服務使用者權益,若能與內地科技研發力量結合,便有機會形成一套兼顧效率和人本價值的服務方案。這不只是技術配套問題,也是制度整合問題。若有關經驗能在灣區先行整理,再逐步形成較完整的標準文本和評估框架,便有條件進一步向外推廣。

標準輸出可成為一帶一路合作新切口

若灣區社會服務標準能逐步成熟,其意義便不只限於區域內部。對國家整體對外合作而言,這也可能成為一套可供分享的治理經驗。過去一帶一路較常與基建、物流、能源和貿易連在一起,但近年民生合作和制度交流的重要性也愈來愈明顯。若把社會服務標準納入其中,合作層次會更完整。

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面對人口老化、城市化和社區支援不足等問題。這些地方未必最需要昂貴而複雜的制度輸出,反而更需要一套可逐步建立、成本相對可控、又能因地制宜調整的服務方法。若大灣區能整理出一套實務導向的安老、復康和社區照顧經驗,再經本地化轉化,便有可能成為具參考價值的合作方案。

這類合作不應理解為簡單複製香港或內地模式,而應以培訓、顧問、試點項目和能力建設為主。重點不是輸出一整套原封不動的制度,而是提供框架、方法和培訓資源,協助合作地區按其法規、文化和財政條件逐步發展本身的服務體系。這樣較務實,也較可持續。

香港在這方面有一定優勢。香港有較多國際專業聯繫,也較熟悉非政府組織運作、項目管理和跨境合作方式。若能結合本地院校、專業團體和社福機構,建立面向外地的培訓和交流平台,香港可以在能力建設方面擔當更實質的角色。這不只回應國家發展需要,也有助香港專業服務開拓新空間。

標準化是為服務建立穩定保障

社會服務一談到標準化,總有人擔心會令服務變得僵化。這種顧慮值得理解,但問題不在於有沒有標準,而在於標準如何制定和如何使用。好的標準不是要取代專業判斷,也不是要求所有服務完全一致。它的作用,是為基本質素、風險處理和使用者保障提供清楚底線。

對跨境服務尤其如此。若沒有共同準則,服務使用者便難以判斷質素,也難以追究責任。對機構而言,缺乏清楚標準亦會增加溝通成本和合作風險。從這個角度看,標準化不是削弱服務溫度,而是為服務建立最低保障,使專業關懷能在較穩定的基礎上發揮作用。

從香港的服務經驗出發,走到灣區標準,再進一步探索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民生合作,這條路並不容易,但方向值得認真規劃。香港若只強調自己是聯繫平台,角色會較被動。若能進一步參與制度整理、標準建設和專業培訓,便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更清楚的位置,也能為本地社會服務開拓新的實踐空間。

最值得強調的是,社會服務標準化不是技術細節,而是治理能力的一部分。它關乎市民對服務的信心,也關乎跨境合作能否真正走入日常生活。對香港來說,這不只是政策選項,而是一個應該把握的發展方向。

作者馮志豪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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