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冠麟專欄

第48屆世界技能大賽在上海落幕。港女將戴心怡是瓷磚貼面項目中「唯一」女選手。21歲的她就讀於香港建造學院屋宇裝備監工高等文憑課程，休學一年備戰，最終在累計22小時的比賽中，用雙手和汗水完成了兩面嵌色瓷磚牆，磚縫橫平豎直，誤差控制在毫米之間。

為什麼香港可以培養出戴心怡？

在一個長期被視為「男性主導」的技術行業中，戴心怡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突破。她坦言，偶爾也會想，其他女生打扮得乾乾淨淨出去玩，為什麼自己在做這種又髒又累的事。但她最終堅持了下來，因為她相信「既然嘗試了，那就做下去」。

戴心怡的亮眼表現，固然是她個人努力與天賦的成果。但當我們追問「為什麼香港可以培養出戴心怡」時，答案必須回到20多年前的一個制度決定。這個決定，由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推動，名為「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是董建華留給香港的隱形資產

2004年2月，行政會議通過設立一個跨界別的七級資歷架構及相關的質素保證機制，涵蓋學術、職業及持續教育界別。這個制度的核心理念很簡單：學術資歷與職業資歷，不應有高低之分，只應有類型之別。

在資歷架構之下，職業專才教育不再是「次等選擇」，而是一個有明確進階路徑的平行體系。從資歷級別第二級的建造證書，到第四級的高等文憑，再到第五級的應用學位，每一級都有清晰的能力標準和晉升階梯。更重要的是，資歷架構促進了學分累積和轉移，讓職業資歷與學術資歷之間可以互相銜接。

戴心怡所就讀的香港建造學院屋宇裝備監工高等文憑，正是資歷架構第四級認可課程，獲屋宇署認可為適任技術人員T2至T3級別的學歷要求，亦符合註冊B級電業工程人員的學歷要求。學院已先後與香港都會大學、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等院校簽訂合作備忘錄，畢業生可以銜接至學位課程。

這意味着戴心怡絕對不會「工字不出頭」，反而因資歷架構的出現，獲得了「選擇的權利」——未來可以選擇繼續升學，也可以選擇直接就業。

文法學校的「預期」與職場的「現實」

戴心怡的故事之所以值得深思，在於它與當今大學生的處境形成了鮮明對比。今天的大學生，絕大多數是從文法學校（指學術型傳統學校）體系一路升學，在DSE中取得了成績後進入了大學。但很多人選擇的學科並非自己的首選——可能是因為分數不夠，可能是因為家長的期望，可能是因為「大家都這樣選」。學習動機從一開始就打折扣。

畢業之後，他們亦發現職場不似預期，更因AI時代來臨與經濟下行而受到進一步打擊。認知與審美不足的上司，讓許多文法學生的功能被演算法與人工智能取代，這些情況特別易見於初級翻譯、基礎數據分析、簡單文案撰寫、標準化報告生成。是的，這些工作AI一定做得比人類更快、更便宜、更不知疲倦。一個修讀文學、歷史、哲學的畢業生，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專業化訓練，亦沒有那麼多追求商業效益以外、面面俱到的老闆，他們在求職市場上的競爭力只會愈發下降。

反觀職業專才教育的畢業生，他們從入學的第一天起就在學習「應用」。不求雕花，只需學好格式——履歷表的格式如何、商業計劃書如何做，或如戴心怡的專科，如何切割瓷磚、如何鋪設管道、如何協調工地、如何管理工程。這些技能，AI可以輔助，但無法完全取代。因為它們涉及身體的技藝、空間的判斷、現場的應變，目前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仍然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的能力，特別是創造力。

文法教育的價值依然重要，但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將文法教育視為「正途」、將職專教育視為「次等」的觀念，或已與社會現實開始脫節——尤其當政府都為部分大學貼上「應用科學大學」的功能標籤的時候。

不妨從「分數決定」改為「興趣潛能」

戴心怡的父親從事水電行業。在升學關口，父親對她說：「你可以去試試，走別人不會走的路。」戴心怡一開始有點抗拒，覺得這條路可能真的很辛苦，但最終選擇了「試一試」。這個細節值得所有家長反思。

在大多數香港家庭中，父母的期望是：考好DSE、入讀大學、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師。如果子女的成績不足以進入這些「專業」，家長便會感到焦慮、失望，甚至強迫子女選擇一個「看起來比較體面」的學科，而不是一個「真正適合他們」的方向。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然而社會的變化，家長亦需要有足夠認知，了解社會的變與不變，才能在子女的職涯規劃中給予正確建議。所謂「不變」，仍然是東亞社會過度教育、唯有讀書高的現實；但另一方面的「變」，是讓子女從「分數決定論」轉向「興趣與潛能導向」，找準自己有興趣鑽研、能夠發揮所長的地方。

如果對建造工程有興趣，學生可以在資歷架構下，從建造證書一路讀到高等文憑，再到應用學位，最終成為建造業的專業人士；對數碼媒體有興趣，學生可以在職專體系中學習實際的製作技能，然後通過銜接機制進入大學的相關學位課程。這些路徑，在資歷架構的框架下，行得通、有尊嚴、有前途。

問題是，有多少家長知道這些路徑的存在？有多少家長願意讓子女走這些路徑？戴心怡正是「才能為本」的活生生例子。她的能力，不是透過文憑試的分數來衡量，而是透過雙手的技藝來證明。如果香港的業界仍然只認大學出身、GPA要高，戴心怡這樣的人才，最終只能和光同塵。

消除職專歧視需要教育社會大眾

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凱傑曾以韓國半導體產業為例，指出韓國職業高中的就業率優秀，更掀起了「半導體高中」的熱潮。他寫道：「當技術工作同時具備合理薪酬與社會認可時，自然會實實在在地影響年輕人的職業選擇。」這個觀察，放在香港的建造業同樣適用。

教聯會的調查顯示，逾半受訪中學生對職業專才教育持負面觀感，認為職專教育是成績較差的學生才會選擇的課程。這種觀感，並非學生自己形成的，而是社會長期灌輸的結果，亦與中學過度關注大學入學率有關。

負責任的升學就業工作，應幫助學生了解不同行業的實際情況、不同路徑的晉升階梯，以及自己的興趣與能力所在。資歷架構的職業資歷階梯，正是為此而設的工具，讓老師、家長和同學掌握不同行業的入行條件和晉升路徑。郭凱傑亦建議，應於高小和初中階段盡早開展生涯規劃教育，讓學生在選擇路向之前，有足夠的時間認識自己和認識社會。

家長需要明白，「工字不出頭」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一個技術工人嚴重短缺、專業技能備受重視的經濟體中，優秀的建造業監工、熟手的機電工程人員，其收入與社會地位，未必低於一個普通的辦公室白領，甚至可能更能滿足追求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年輕一代。

資歷架構打破「學術至上」

董建華推動設立資歷架構時，絕無可能預見到20年後會有一個叫戴心怡的香港女孩，在世界技能大賽上代表香港參賽。社會大眾同樣未能預計到今時今日，行業種類多不勝數，而且科技迭代的速度比以前更快。戴心怡的故事之所以成為新聞，正因為它打破了「女生不應該做建造」的刻板印象。但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例外」的故事，而是「常態」的敘事，讓職業專才教育成為一個被廣泛認可、被普遍尊重的選擇。

資歷架構的意義，不在於它讓多少人成為了瓷磚大師，而在於它打破了「學術至上」的單一評價體系，為不同天賦、不同興趣的年輕人，提供了多元的發展路徑。資歷架構提供了制度的框架，但認受性的建立，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參與。如果我們要讓年輕人的出路更廣，政府要帶頭承認職專資歷的價值，學校要及早開展生涯規劃教育，家長要放下「分數決定論」的偏見，社會大眾要消除對藍領行業的歧視。只有當這四個層面同時發力，戴心怡的故事才不會是「例外」，而會成為「常態」。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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