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觀全局｜林素蔚專欄

「如果個鼻高少少，我就靚好多。」不妨想像，這句話出現在香港一個家庭的飯桌上。媽媽隨口答：「你細個個鼻都幾靚㗎。」爸爸繼續吃飯，沒有人再問下去。說話的人笑了笑，低頭看手機，把剛才儲存的美容療程資訊再看一遍。她原本想說的，可能不只是鼻子。Netflix日本劇集《Plastic Beauty》（日文原名《ダウンタイム》）把美容整形放在故事中央。劇中對醫療與美的不同信念，留下了一個難答的問題：改變外貌，究竟能替一個人改變多少人生？把這個問題帶回香港，我更想問：當一個人說「我想變靚」，我們聽到的是一個消費決定，還是一份未被好好理解的心事？

連「睇落好攰」也需要處理？

不妨再想像幾個生活片段。星期一早上，剛走進辦公室，同事便問：「你做咩咁殘？」農曆新年拜年，外套還未脫，親戚已經說：「肥咗喎，係咪拍拖之後冇理自己？」朋友婚宴上，大家拍完合照，有人急着交代：「唔好住，等我執一執張相先。」這些是情境描寫，不是調查結果。但值得我們想一想：假如這些話落在自己身上，我們會笑着帶過，還是回家後，對着鏡子看很久？

「精神啲」、「後生啲」、「上鏡啲」，單獨聽來，似乎都是善意的建議。可是，當一張臉連疲倦、年齡和普通的皮膚紋理，也需要逐一解釋，我們還有多少空間，容許自己只是今天沒有睡好？我擔心的，是一個人明明需要休息，最後卻覺得自己需要的，是另一個療程。

本地消費環境如何影響整容文化

談香港的整容文化，我不想簡單歸結為「韓國、日本帶來的影響」。借日韓劇集和明星形象討論審美固然有意義，但若只把目光放在海外，便容易忽略本地消費環境如何參與其中。

消委會過往一項醫療美容服務研究便記錄了「試做價」、療程升級，以及針對顧客外觀的推銷。在該研究的街頭訪問中，28.4%曾使用相關服務的受訪者表示，曾在推銷過程中被批評外觀。這是過往研究，不能直接當作今天全港的比例，卻足以提醒我們：有些「我不夠好看」的念頭，也可能是在銷售過程中被加深的。

本來只想處理一個小問題，離開時，卻多了一張需要改善的清單——這正是我希望讀者警覺的處境。當然，不是每一次醫美諮詢都是製造焦慮，也不是每一位接受療程的人都缺乏自信。消委會的同一研究亦記錄了用家對效果及服務的滿意。我們需要保留的，是分辨和選擇的餘地：我是否真正想改變這個部位？還是有人先令我相信，不改便不行？

整容手術是否承載過多期待

我不願把接受醫美的人，一概寫成不懂愛自己；也不認為選擇不整容，就自然比別人清醒。值得細問的，是我們對改變外貌抱着甚麼期待。「我想改善這個部位」，與「只要改善這個部位，我的人生就會好起來」，看似接近，背後卻相距很遠。假如一個人盼望手術同時修補失戀、孤單、被欺負的記憶，以及多年來「我不值得被喜歡」的感覺，我會擔心，這次改變是否被交付了太沉重的任務。

例如，一位媽媽在照顧孩子、工作和家務之間，終於想花一筆錢在自己身上。我們不必急着批評她。但如果她說的是：「我唔執一執，老公遲早嫌棄我。」那麼，我更想陪她談的，是這段關係裏的安全感。

又例如，一個年輕人準備見工，希望自己看來更精神。我們可以尊重他的打算；但若他深信「冇人請我，一定係因為我個樣」，便值得一起看看，還有哪些挫折，被他全部算到自己的臉上。這些不是診斷，而是我們可以停下來聽清楚的時刻。

身體臆形症非單純愛美

談精神健康，最需要小心的，是不要把愛美病理化，也不要把真正的痛苦當作小題大做。

身體臆形症（Body Dysmorphic Disorder，BDD）的困擾，不只是偶爾覺得自己不夠好看，而是反覆被自己認為存在的外貌缺陷纏住。旁人看來不明顯、甚至察覺不到的地方，對當事人來說，卻可能成為難以擺脫的痛苦。他可能反覆照鏡、不斷與別人比較，或花大量時間檢查和遮掩，以致工作、社交和日常生活也受到影響。

不過，這些表現並不是讓我們替身邊人自行診斷的清單。不能單憑一個人愛美、想整容，或不喜歡自己的照片，便判定他患病。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公眾教育資料指出，身體臆形症可以接受治療，包括認知行為治療，以及由醫生評估是否使用相關藥物。治療安排需要考慮病情程度、其他精神健康問題及個人意願。

當一個人因外貌困擾而不敢上班、拒絕見朋友，生活逐漸只剩下檢查、比較和遮掩，我們值得關心的，便不只是他想改變哪個部位，而是這份痛苦已經拿走了多少生活。這時候，需要的是精神健康專業評估，而不只是再找一個美容療程。

家人未必要立即找到答案，可以先把「你明明冇嘢」，換成一句：「這件事，最近令你有幾辛苦？」至少，讓對方不用先證明自己真的很痛苦，才有資格說下去。

香港飯桌能否少一點外貌評語

家庭治療給我們另一個觀看角度：先不急着問「她為甚麼這麼介意外貌」，而是看看，一家人平日怎樣談論身體。「你家姐靚過你。」「男仔咁矮，第時點算？」「女仔唔好食咁多，肥咗好難減。」「講吓啫，咁都嬲？」

這些不是劇中對白，而是我想放到讀者面前的反思情境。說話的人也許沒有惡意，甚至真心認為自己是在提醒。但我們可以問：當一個孩子反覆被比較，她會怎樣理解自己？她會不會覺得，連被家人欣賞，也需要先符合某種標準？

鮑恩家庭系統理論的「跨代傳遞」概念指出，家庭的情緒反應和關係模式，可以透過明言教導，也透過不自覺的日常互動，一代一代延續。

把這個視角放在外貌議題上，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可能：今天催女兒減肥的母親，也曾是飯桌上被評論身材的女孩；今天嫌兒子不夠高大的父親，也可能從小被教導，男人不能顯得弱小。這是理解的起點，不是把責任全推給上一代，更不是說家庭關係必然導致整容。

有時，父母也需要有人問一句：「你細個，係咪都有人咁樣講你？」我們未必要判定誰是壞人，才可以承認，有些話確實令人受傷；也不必否定上一代所有的付出，才有資格說：「這些話，到這一代可以停了。」

不整容也不一定就是自由

鮑恩理論中的「自我分化」，關心的是一個人能否在重視關係的同時，保有自己的思考；面對認同、批評與關係壓力，仍能較清楚地作決定。它不等於疏遠家人，也不等於凡事反對。借這個概念看整容，我們未必能從「有沒有做」，判斷一個人是否自主。

可以問問自己：我是真的想改變，還是害怕伴侶失望？我是真的不想改變，還是怕家人說我虛榮？如果沒有人知道我做過，也沒有人因此稱讚我，我還想做嗎？如果今天不決定，我能否容許自己再想一想？我認為，這比叫人「勇敢去整」，或一句「學識接受自己啦」，都更接近尊重。因為「接受自己」若變成另一道命令，也會令人難堪：原來我不但不夠靚，連愛自己都做得不夠好。

家人應先停止替身體打分

如果有一天，孩子、伴侶或家人說想整容，我們未必要立即贊成，也不必立刻反對。可以先問：「你由幾時開始介意？」「有冇人講過啲說話，令你好難受？」「你最希望改變之後，生活會有咩唔同？」然後，忍住那句已到嘴邊的評語，聽完。

我希望家庭能提供的，不只是「你已經很靚」這份保證。那仍然可能讓人繼續追問：是真的嗎？今天也是嗎？老了以後呢？更踏實的，是讓對方知道：你可以談自己的不滿，可以猶豫，可以作出與我不同的選擇，我仍然願意認真對待你。《Plastic Beauty》讓我們看見改變外貌的願望。劇集以外，我們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飯桌、辦公室和家庭群組。

下次飲茶，不必先說「你肥咗」。久別重逢，不必先問「你做咩老咗咁多」。可以問：「最近過得好嗎？」然後留一點時間，讓對方回答。一個人不應該先變得好看，才值得我們好好聽他說話。

作者林素蔚是註冊社工，家庭治療碩士，第七屆立法會議員；投身社會福利及政策研究工作十多年。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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