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頴彰|《華爾街日報》狙擊黃仁勳:政治偏見凌駕事實何以服眾?
2026年11月13日,美國《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編輯委員會(The Editorial Board)發表題為《黃仁勳必須走》(Of Course Jensen Huang Had to Go)的社論,引發中美輿論激烈交鋒。表面上,文章討論的是英偉達創辦人、前行政總裁黃仁勳的去留問題,以及事件所涉及的企業管治與合規風險。然而,事件真正值得關注之處,並不僅在於個別企業高層的是非功過,而在於其所反映的一種日益值得警惕的認知傾向:當地緣政治競爭逐漸主導公共論述時,部分美國媒體似乎愈來愈傾向先確立政治結論,再尋找支持論據,而非先檢視證據,再形成判斷。當身份標籤、國籍背景及戰略想像被置於事實和證據之前,不僅會影響外界對中國的認知,也可能對法治精神、新聞專業以及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公共討論構成挑戰。
「有罪推定」侵蝕法治根基
任何嚴肅的公共討論都必須建立於事實基礎之上,尤其當涉及間諜活動、國家安全威脅等極為嚴重的指控時,更應以充分證據作為判斷前提。然而,該篇社論最值得商榷之處恰恰在於,它一方面承認沒有公開證據證明黃樂(Alice Huang)是中國情報人員,另一方面卻認為這種缺乏證據的狀態本身不足以消除懷疑。換言之,文章已承認關鍵指控缺乏實證依據,卻依然維持既定結論。如此論證方式形成了一個難以迴避的邏輯問題:若不存在證據,指控的基礎何在?若即使沒有證據指控仍然成立,證據又有何實際意義?
這個問題看似只涉及個別案例,實際上卻觸及現代法治文明最核心的原則。無罪推定之所以能夠成為現代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石,正是因為歷史反覆證明,人類社會極易受到恐懼、偏見及政治情緒影響。法律要求證據優先,正是為了防止以猜測代替事實、以情緒取代判斷、以政治需要塑造真相。當證據不再是作出指控的必要條件,而僅僅被視為可有可無的輔助因素時,法治所賴以維繫的基本邏輯便會受到侵蝕。
由此延伸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究竟什麼才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信任的標準。從社論的論述脈絡觀察,一名中國公民即使未被證明從事任何違法活動,其國籍身份似乎已足以成為持續懷疑的原因。如此一來,決定一個人是否值得信任的,便不再是其具體行為,而是其出身背景。判斷的依據亦不再是個人責任,而是集體身份。這種思維方式與現代法治所強調的個人責任原則存在根本張力,因為法治所追究的從來是行為,而非血統、族群或國籍。
「非常中國的那種」暴露偏見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社論中關於「非常中國的那種」(the very Chinese sort)等表述所折射出的文化偏見。任何嚴謹分析都應建基於具體事實與客觀行為,而非模糊的文化刻板印象。西方社會長期倡導反歧視、反偏見以及多元包容價值,因此涉及種族、宗教和民族的描述向來極為謹慎。然而,當中國成為討論對象時,一些帶有概括性色彩的文化標籤卻往往能夠輕易進入主流論述。這種現象反映出,在部分輿論中,中國仍然被視為可以被特殊對待的例外對象。當同一套價值標準無法平等適用於所有群體時,其普遍性與道德說服力自然難免受到質疑。
事實上,這種現象並非孤立個案,而是近年美國涉華輿論生態變化的一個縮影。隨着中國綜合國力持續提升,許多原本屬於商業、科技或學術範疇的議題,正日益被納入國家安全框架之中加以解讀。企業合作被視為戰略滲透,技術交流被視為安全風險,學術往來被視為情報活動,而華裔科研及專業人士則往往承受比其他群體更嚴格的審視。在這種氛圍下,對中國的猜疑逐漸由具體判斷演變為先驗預設,而「國家安全」亦開始被賦予近乎無限延伸的解釋空間。
這種變化的背後,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部分美國精英階層面對中國崛起時所產生的戰略焦慮。過去40多年來,中國完成了人類現代化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發展進程之一。從世界工廠到科技創新大國,從高速鐵路到人工智能,從新能源產業到數字經濟,中國在多個領域均取得顯著進展。這些成就首先來自長期投資、教育普及、產業升級以及科研積累。然而,在部分西方敘事框架之中,中國的成功往往被重新包裝為安全威脅,中國企業的進步被重新定義為地緣政治挑戰,而中國在科技領域的突破則經常被賦予超越經濟範疇的政治含義。
警惕麥卡錫主義死灰復燃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華爾街日報》相關社論進一步將中國定性為「一個『間諜國家』,而不僅僅是一個擁有情報機構的國家」(Beijing operates what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an espionage state, not merely a country with an espionage service)。這種表述不僅具有鮮明政治色彩,也暴露出值得商榷的雙重標準。情報活動是現代國際政治客觀存在的一部分,幾乎所有主要國家均設有情報機構,亦會從事不同程度的信息蒐集工作。美國作為全球情報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其情報系統的規模、覆蓋範圍及技術實力長期處於世界前列。從冷戰時期到當代,從監聽盟友到全球網絡監控,大量相關事實早已透過官方文件、媒體調查及歷史研究獲得證實。
然而,在部分美國媒體的敘事之中,當中國從事情報收集活動時,這被描繪成制度性威脅。當美國從事情報收集活動時,則往往被視為國家安全需要。當中國企業拓展全球市場時,被描述為戰略擴張。當美國企業主導國際市場時,則被包裝為自由競爭。當中國科技企業取得技術突破時,首先受到質疑的是其政治背景。而當矽谷企業取得成功時,首先受到肯定的則是其創新能力。這種評價尺度的明顯差異,恰恰削弱了相關論述本身的客觀性與公信力。
因此,不少評論者將這類現象與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源於美國冷戰初期的反共運動,其特徵是在缺乏充分證據的情況下,以政治立場、個人背景或社會關係作為懷疑和指控的依據)相提並論,並非單純出於情緒反應,而是出於對某種思維模式的警惕。冷戰時期麥卡錫主義最深刻的教訓,並不在於其特定政治立場,而在於其傾向將懷疑置於證據之上、將身份置於事實之前。當一個人的國籍、背景和社會關係比實際行為更重要時,公共討論便容易失去理性基礎。歷史已多次證明,這類思維不僅損害被指控者的權益,更會削弱整個社會對法治、公平與客觀判斷的信任。
中美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兩個經濟體,既存在競爭,也擁有廣泛而現實的共同利益。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全球供應鏈以及科技創新等領域,世界需要的是建立在規則與事實基礎上的良性競爭,而非建立在偏見與猜疑基礎上的零和思維。國際政治的競爭或許難以避免,但競爭不應成為放棄理性和證據標準的理由。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任何成熟社會都應堅持最基本的原則:以證據支持結論,以事實支撐指控,以理性代替情緒。
當媒體開始以推測填補證據的空白,以身份填補事實的缺口,以地緣政治想像取代客觀分析時,受到侵蝕的便不只是某一個人的聲譽,也不只是某一家企業的形象,而是新聞專業賴以存在的公信力,以及法治社會長期珍視的價值基礎。對任何社會而言,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不同觀點的存在,而是在缺乏充分證據的情況下,預設立場逐漸取代求證精神,最終讓偏見凌駕於事實之上。
作者李頴彰是執業律師,暨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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