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公務員今年劃一加薪2%。在財赤連年、私人市場裁員減薪不絕的當下，這無疑是特區政府努力平衡「市民觀感」和「公僕士氣」之後拿出的最大誠意。但由公務員和退休公務員所組成的工會、香港政府華員會並不收貨，不但怒斥政府「做戲」，而且把向來被視為「鐵飯碗」的「政府工」貶損為「膠飯碗」，甚至指責社會總會無限放大公務員的失誤而忽視了他們做得好的地方。

新一年度公務員加薪方案終於出爐。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早前公布，高、中、低層加薪淨指標分別為4.12%、2.64%及1.17%，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宣布，特首會同行會建議全體公務員劃一加薪2%，既避免了「照單全收」的慣性，也規避了長期被詬病的「肥上瘦下」問題。政府明顯想向公眾傳遞信號——我們聽到社會聲音，也在作出調整。

薪酬趨勢淨指標是政府考慮調整公務員薪酬的六大因素之一，在工會操作之下成功被放大聲音；但事實上，當局從未機械地跟足指標，而是需要考慮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職方調薪要求和士氣、整體薪酬調整幅度。2024年，根據薪趨指標，高層可加逾5%，但最終全體劃一只加3%；2023年，指標顯示高層可加近4%，最終只加約2.87%。

疫後經濟復甦緩慢，公共財政預算更是赤字連年，特區政府自然更加審慎運用公帑；如此艱辛之下，去年也只是對公務員採取凍薪而非減薪，今年財政預算略有好轉便快速解凍，可見其對整個團隊的重視。可是，華員會會長蔡冠龍卻批評政府沒有接納工會提出加薪4.12%的訴求，又指控當局的諮詢工作只是「做戲」、理應受到「指摘」。

作為勞方代表，向資方就調薪表達意見，確實無可厚非；當有關意見不獲資方接納，也難免意氣用事。然而，華員會並非普通的勞工工會，而是具備服務社會性質的公務員；而公務員薪酬水平更不是不合理，而是處於已發展地區的中高位置，當中大部分都優於本地私人市場。但以蔡冠龍為代表的言論，或多或少反映部分公務員對於作為「人民公僕」的職責、對於薪酬待遇優於社會的事實、對於社會不滿他們表現的根源，缺乏清晰的自省。

在2024/25年度，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及有關開支約多達1,624億元，佔政府經營開支27.22%，並非小數。而儘管是次加薪方案已經涉及額外60億元公帑，在基數本身就不低的情況下，即使只是加薪2%，實際加薪金額對於大多數打工仔來說已是遙不可及。但部分公務員仍然認為飽受委屈，又把「私人市場有得加」掛在嘴邊，彷彿所有打工仔年年加人工、自動抗通脹。可現實是，薪趨調查顯示私人市場低層職員平均加幅只有1.17%，遠遠跑輸通脹，更別說近年專業界別裁員減薪，零售、飲食、建造業苦苦掙扎。

再者，公務員不但不必活在隨時會因公司財務狀況或個人表現不濟而被裁員的恐懼之中，更無需承受私人市場那種「手停口停」毫無保障的焦慮。遠的不說，光是去年，從冒牌水採購到宏福苑大火再到巴士安全帶——全都反映官僚體系存在某種程度的慵政、懶政、怠政，但那些表現不濟的公務員卻又無須像私人市場那樣被解僱。如此待遇，在部分公務員看來，卻把「鐵飯碗」描繪成不堪一擊的「膠飯碗」；經濟不景之下，納稅人要用更多血汗錢為公務員調薪，卻被批評「加得不夠」、「民粹」——這叫普羅大眾作何感想？

現屆政府在管治公務員方面，已較往屆積極和進取。無論是更新《公務員守則》，還是推出「部門首長責任制」，抑或即將實行的「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第一期）」，都可見當局早已洞悉官僚體系的一些弊端，並正努力嘗試改善。是次加薪爭議，則進一步揭示了沿用多時的薪酬調整機制的不足之處，總與社會期望有所落差：有傾向地揀選更多大企業作為參考，未能全面反映社會加薪實況；在薪金基數差距極大的情況下，即使劃一加薪同一比率，中層和高層公務員實際加薪金額往往遠遠拋離低層，並不符合分配正義。

反觀內地，公務員工資並不會定期進行調整，更不會以「緊貼市場」作為唯一標準，而是必須與個人表現和國家財政承擔能力相扣連。年度考核分為四等，只有表現稱職或以上者才能每兩年晉升一個工資檔次、每五年晉升一級；不稱職者可被降職甚至辭退。

香港絕大部分公務員都盡忠職守，是維持城市運轉的功臣，理應獲得一定優待。但這中優待，從來都不應被解讀為「只加不減」，更不應淪為少數人無限索取的擋箭牌。長遠而言，當局仍須持續改革包括薪酬在內的機制，不斷透過良政善治挽回公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