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又譯斯塔默）於週一（6月22日）宣佈離任，代表英國即將迎來過去十年的第七位首相。六位前首相都是興高采烈地站在唐寧街十號門前，言辭激昂地承諾將為國民帶來改變、希望。但同一個人在不久之後（甚至短到只有45天），同樣站在唐寧街十號門前，用悲壯的語言宣告退位，言辭間的不舍以及提出的解釋相差無幾，甚至隱喻短暫的首相工作讓他們受到百般委屈。在如此尷尬的政治局勢面前，英國自詡的民主模範生角色還能夠支撐多久？

同一天發生的三件事

在同一天，美國完成與伊朗在瑞士的第一輪談判，雙方對會談結果看似滿意，卡塔爾和巴基斯坦作為協調方，宣稱談判取得有意義的積極成果。讓一場持續一百天的戰爭能否真正結束，全球經濟能否解除被油氣價格急升帶來的痛苦，這是所有人的期盼。全世界的共識是美國輸了，以色列的地緣政治野心遭到當頭棒喝。至於戰爭是如何發生的，以色列是如何被霸道的特朗普「出賣」，美國又是如何輸掉一場軍力懸殊的戰爭，大家都不再關注。老子所講的「損有餘而補不足」在這裏再一次被證明，美國創造的神話也在持續祛魅。

還是在同一天，美國聯邦儲備局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psan）與世長辭。他的離去同樣宣示一種美國經濟治理模式的終結。格林斯潘既是美國神話的締造者之一，也是它的破壞者。有人認為他代表了美國的繁榮和巨大經濟成就，另一些人指責他錯誤判斷美國經濟走向，直接造成2008年的金融海嘯，更多人相信社會現實證明他的經濟治理想像是虛妄的判斷。他提出「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的告誡，然而他自己在資本無序擴張時卻选择袖手旁观，最終導致市場崩塌。

這三件事從不同視域提醒我們，西方制度優越的神話是多麼脆弱，它的現代化理論終究陷入了思想傲慢的誤區，當既得利益和精英階層缺乏自我批判的想像和魄力，經濟崩塌很可能是唯一結果。一國的領導者頻繁更換，政策缺乏延續性，政黨之間只懂得相互否定，反對黨的工作就是攻擊執政黨，權力博弈成為政治的一切，完全忽略治理成效和人民疾苦；一個超級大國可以對戰爭後果毫無感知，隨意開戰、草率收場，用輕浮態度來決策影響上萬計生命，耗費數千億美元的軍事行動；一位曾經叱吒於經濟界的領軍人物離世，勾起人們回想他曾經因為錯信自由市埸而懺悔，提醒人們美國經濟今天面對的挑戰——資本市場再一次存在巨大泡沫，社會貧富衝突嚴重，加上國家債台高築，「非理性繁榮」重現，但精英階層還是毫無警覺，只有少數人感受到些微的危機感。

當崩塌最終來臨，或許會有很多人想起格林斯潘的告誡。然而，就像美國轟炸伊朗，英國首相持續輪替，所謂的優越制度卻會在瞬間讓情緒翻篇。精英階層繼續享受自己的特權，其餘的人都會受傷，一部分蜷縮在牆角，對誰應該為自己的處境負責懵然不知。

危機面前的從容突顯中國的治理韌性

中國的崛起就像一面鏡子，西方逐漸看見一種陌生的制度或許能緩解自己身處的困局，在某些領域不情願地開始學習。它們發現，當遇到挑戰，這個陌生制度會即時啟動檢討和反思，以最快速度進行修復或改革。然而，西方不習慣否定自己的制度，它下意識地只會指責對方專制、不民主，編造各種負面標籤，如產能過剩、不公平競爭。就像西方的兩黨政治，他們習慣了將問題推給對方。可是，當西方沉醉在政治叫囂和無理指責中，中國卻繼續轉型升級，它的成果持續反噬西方曾經引以為傲的行為邏輯。

伊朗戰爭觸發的能源危機進一步挑戰西方的固有認知。由於中國進口能源中很大部分來自霍爾木茲海峽，戰爭開始時大家以為中國即將面對巨大衝擊，結果它從容應對。中國的石油戰略儲備非常充裕，新能源體系基礎牢固，電動車產量和使用都驚人，為能源韌性提供了巨大支撐，西方感受到的能源危機在中國社會不僅可以說是無感，它甚至有額外能力為一些友好國家提供幫助。相反，伊朗一旦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即時削弱美國的戰爭勢頭，鞏固了全球反戰的聲浪，更成為壓倒英國首相的最後一根稻草。最諷刺的是，它為中國的新能源產業和電動汽車走向全球做了一次免費宣傳。

西方認為中國沒有民主，然而，中國成功推動高端產業的發展，生產力持續幾十年平穩增長，為各種危機建立防禦機制，化解又一波無妄之災。如果中國治理的成功竟然與西方鼓吹的民主無關，民主的意義究竟何在？

法家是中國專制傳統的符號。它有一套經濟治理方法叫《平籴法》，是戰國時期魏國政治家李悝所提出，核心概念是：在糧食豐收的時候，國家出面採購部分糧食，讓糧價不會過度下跌，傷害農民利益；一旦糧食歉收，糧價必然大幅上升，甚至會產生饑荒，國家就應介入，用平價出售豐年積存的糧食，以提升供應來平抑物價，讓人民不至於因為無法負擔而造成社會動亂。中國今天的能源儲備跟《平籴法》的思想如出一轍，即為物資供求進行市場調劑，穩定價格。中國今天的產業政策曾經被西方定義為「專制」的範例，但它有效發揮國家在經濟治理中的平衡作用。魏國曾經在戰國時期成為強國，李悝的經濟思想被譽為是主要原因之一。

教條的選舉民主無法提升治理

西方選擇民主自然是值得贊許的，問題是把它作為政治制度的唯一信念，繼而將選舉作為它唯一的實現形式，不考慮這種唯一性是否過於教條，時代的變化會否讓它無從適應。西方普遍信奉一神教，堅持上帝為世界提供了一條前進道路，作為它的子民，別無選擇。在前進路上一旦遇到阻礙，西方只知道用蠻力衝擊這道牆，戰爭、制裁、圍堵成為慣用手法，他們好像不知道有其他路徑走出困局。

當然，如果長時期認為自己是文明的領航者，不斷灌輸自己擁有絕對的優越性，確實就難以為自己的傲慢找到下台階。特朗普以為輕鬆解決了委內瑞拉的「背叛」，就可以用同樣手法推動伊朗的政權更迭，結果要與曾經輕視的敵人簽下城下之盟。格林斯潘清醒認識到市場已經失靈，判斷身處的繁榮是非理性的，但在經濟利益格局面前，他只能臣服於既得利益的意識形態，最終承擔錯誤的責任。2019年約翰遜帶領保守黨贏得英國議會650席中的365席，擁有超過80席的議會優勢。施紀賢兩年前在大選中領導工黨贏得412席，優勢擴大到174席。兩個政黨都宣稱獲得選民明確授權，但無法避免四年之間迎來第五位首相。有人會相信下一任就能解決問題嗎？

西方政客積極支持制裁俄羅斯，認為站在烏克蘭一邊會提升自己的正義形象，英國人沒有反對的勇氣，哪怕制裁必然傷害英國經濟，提高生活成本。伊朗戰爭爆發後，英國就算不支持，也阻止不了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但政客們沒有因此而放鬆能源進口限制，人民和企業只能夠硬食高成本。是否更換領導人或執政黨就能解決社會焦慮，甚至讓能源成本下降？估計大家心知肚明。如果不對症下藥，換了多少醫生都無法治癒疾病。既然知道選舉解決不了問題，為什麼依然閉上眼睛沿著邪路走下去？既然知道黔驢技窮，為什麼不懂得借坡下驢？

相反，中國雖然不認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堅持主權不可侵犯，但它不會因而制裁俄羅斯，更是與伊朗一直維持能源合作。中國早在90年代就開始落實石油儲備計畫。在美伊戰爭爆發之前，它的石油儲備處於歷史高位，不單只緩解了危機的衝擊，甚至緩解了全球油氣價格的升幅。這不是中國第一次有效應對外部危機。當美國發生次貸金融風暴時，歐洲手足無措，中國卻安然度過。為什麼西方和中國在同樣事態面前的遭遇截然不同？

不只是英國和美國，其他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都在選舉政治的外衣之下繼續聚焦在權力的博弈，而不是對治理下功夫。如果獲得權力不是為了解決治理問題，為什麼要去爭取？自然是為了其他利益。但這不是民主或選舉的制度原意，應對人民生活和發展的挑戰才是。如果能夠改善人民生活，耗費時間關注政治人物或政黨之間走馬燈式的替換或許還值得，現實是社會的注意力被這種無聊政治操作吸引了過去，大家難以聚焦在電費成本的升降、醫療服務有否改善、非法移民是否繼續湧入，工資會否增加等議題上。

香港構建新治理模式任重道遠

西方政治過去幾十年的成績很好證明單講民主是不夠的，更何況太多人將民主商業化，資本利益主導的選舉制度更是高度固化，難以適應利益多元、持續碎片化的社會現實。這樣的制度無法自我優化，更是難以推動自我革命，很容易被有心的政客騎劫，民主化淪落為民粹化，結果是治理成效逐漸減弱。絕大多數西方選舉產生的政客鬥爭意識極強，但解決問題的能力卻乏善足陳。這批專業政客更像是職業銷售，在選舉政治中游刃有餘，對國家治理卻一竅不通。這種人既是國家困局的始作俑者，更是改革的障礙，他們利益共通，壟斷了整個政治論述，就算是來自不同政黨，執政的或是反對的，無論原先從政的出發點為何，最終都成為一丘之貉。

香港很幸運，最終走出了民主迷思和選舉困局，雖然過程痛苦。不過，走出困局不等同進入了新局。這一屆政府不斷嘗試建立治理新模式，但仍然面對諸多挑戰。無論是何謂行政主導，公務員如何作為當家人，如何走出北都的土地困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這個傳統的國際都會如何適應嶄新的全球化，都是這一屆政府的考驗。任重而道遠，這句兩千多年前有為政治家的感慨，今天還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