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辛廣仁

「Danny事件」近日鬧得滿城風雨。事件本身固然涉及兒童照顧問題，但同樣值得社會討論的，是背後所牽涉的「身份」與「福利」問題。涉事人士長年旅居歐洲，期間與香港幾無實際經濟或社會聯繫，回港後仍可以「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繼續居於公屋單位，享用本已供不應求的房屋資源。這究竟是個別例子，還是制度縱容？

這正正反映出香港居民身份與福利制度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未被正視的現象——「離港多年，回流即享」。事實上，這種情況並不罕見。現時不少已移民海外多年的港人，在當地長期生活甚至加入當地國籍後，卻仍可保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一旦有需要，隨時回港使用各類公共服務，當中公立醫院最受他們歡迎。

須知道，香港公營醫療屬高度補貼體系，本地居民收費遠低於實際成本，全賴納稅人長期承擔。然而，一些長期不在港生活、亦沒有持續納稅的人士，回港後卻可以使用同一套低收費制度，接受專科診症、住院甚至手術服務。試問，對一直留港打拼、繳稅供養制度的市民而言，這樣的安排是否公平？

公共房屋問題同樣刺眼。輪候冊上大批基層家庭苦等多年，部分劏房戶生活艱難；另一邊廂，卻有人長年離港仍保留單位，甚至回流即住。資源錯配如此明顯，社會怎會沒有怨氣？

問題核心，在於制度對「權利」與「責任」完全失衡。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一經取得，幾乎沒有持續審視機制，即使離港多年，亦毋須付出任何代價維持資格。換言之，只要「身份在手」，便可「福利任攞」。

這種情況並非國際慣例。以新加坡為例，其制度明顯更重視「貢獻與居住」原則。當地永久居民（PR）並非真正「永久」，離境人士必須持有再入境許可，而當局在續期時，會考慮申請人是否在當地居住、工作及納稅。若長期離境、缺乏經濟聯繫，其PR資格隨時不獲延續。不僅如此，在公共房屋、醫療及教育等資源分配上，新加坡亦有清晰分級制度，「公民」與「永久居民」待遇有別，更遑論那些長期不在境內的人士。

新加坡制度簡單明瞭：有貢獻，才有優先；有連結，才有保障。反觀香港，制度近乎「一刀切包底」。不論曾否持續參與本地社會與經濟，一旦擁有永久性居民身份，福利基本全面開放。結果是資源被攤薄，亦令真正有需要、有貢獻的人感到不公。

《基本法》保障居留權，不能隨意動搖。但問題從來不在於「居留權」，而在於是否應讓「福利」與「責任」完全脫鈎。在資源有限、人口流動加劇之下，若繼續容許這種「人不在，福利在」的安排，只會令醫療壓力更重、公屋輪候更長，社會撕裂更深。

政府不能再視而不見。至少，應檢討公屋及公營醫療的使用資格，引入更清晰的「實際居住」或「本地聯繫」標準，例如居港日數、稅務紀錄等，以確保資源不被濫用。長遠而言，更有必要重新審視整體居民制度，釐清不同身份下的權利與責任。否則，「離港多年仍可攞盡福利」的局面，只會愈演愈烈。

「Danny事件」所揭發的問題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改革居民身份制度，並非為了懲罰移居海外的港人，而是為了捍衛社會公平，確保珍貴的公共資源不被濫用。香港不能永遠只扮演一個提供免費安全網的「酒店」，只有當權利與義務重新對齊，香港的管治才能走向真正的良性發展，這亦是對每一位留港建設、默默繳稅的市民，最基本的交代。

作者筆名辛廣仁，一名香港土生土長「牛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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