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余春

你知道香港有多少人同時擁有兩本、甚至三本護照嗎？移民顧問估算，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的港人可能高達數十萬。他們在不同國家置業、享受福利，甚至在危機時迅速撤離香港。對個人而言，這是一種保障；但對香港社會而言，卻是一個正在擴大的制度隱憂。

近日，一名立法會選舉功能界別候選人公開表示「不會放棄外國國籍」、「擁有外國護照也是愛國」，引起社會爭議。這並非孤立事件，事實上，由於國籍制度的模糊，導致身份認同的錯置，早已引發不少負面影響，對社會公平與福利負擔也存在一定隱憂。

根據《中國國籍法》，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然而，香港回歸後，國家並未強制港人放棄其他國籍，而是容許把其他國家護照視為旅遊證件。香港入境處據此採取一種務實的「默許」：只要不主動申報，便可同時持有中國香港特區護照與外國護照。

《香港基本法》容許不超過20%的立法會議員擁有外國居留權或非中國籍，而《立法會條例》則容許12個功能界別的議員可以豁免有關國籍和居留權的規限。

制度模糊帶來公平危機

這種安排源於歷史過渡，但在今日已演變成結構性問題。結果是，香港出現大量「實際雙重國籍」人士，甚至有人擁有三重、四重國籍。對個人而言，這意味着更多選擇與保障；但對社會而言，卻帶來身份認同、法律責任與公共資源分配的複雜挑戰。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籍被視為一種資產。許多港人透過移民計劃獲取外國身份，以便享受教育、醫療、退休保障，甚至作為「逃生門」。然而，當國籍成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身份認同與社會責任便可能被稀釋。

這不僅是政治問題，更是公共政策的隱憂。擁有外國國籍的人，是否仍應享有香港的公共醫療、房屋、教育資源？若他們同時在海外享受福利，是否構成制度性不公平？多重國籍人士在香港獲取利益，但在危機時選擇以外國身份撤離，是否合理？當公職人員或社會精英保留外國身份，他們所謂的「愛國」與「承擔」是否只是口號？

釐清權責確保利益一致

香港身份制度的模糊源於歷史，但隨着「愛國者治港」與社會公平議題升溫，這種空窗已難以維持。若不及時改革，未來可能出現公共資源分配失衡，導致基層不滿；政治信任危機，削弱治理效能；甚至香港在國際定位上陷入身份混亂，影響國家安全與政策協調。

香港回歸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是時候正視身份制度問題。新加坡的國籍政策或許能提供借鑒。新加坡實行嚴格的單一國籍制度，成年人不得同時持有其他國籍，只有未成年人在特殊情況下可暫時擁有雙重國籍，但必須在22歲前選擇保留新加坡國籍並放棄其他國籍。外國人入籍新加坡成為「公民」時，必須放棄原有國籍，違規者甚至可能被褫奪國籍。這種制度設計，旨在確保國家安全與忠誠，並避免兵役或公共責任的漏洞。

香港應該考慮逐步建立國籍透明制度，要求公職人員及高層決策者公開國籍狀況，以保障社會信任。同時，檢討福利資格，釐清多重國籍人士在公共資源分配上的權利與義務，避免制度漏洞。更重要的是推動身份教育，讓國籍不只是護照，而是責任與承諾，並與中央協調改革，逐步清理歷史遺留的「雙重國籍」問題，確保制度與國家政策一致。

身份制度決定香港未來

國籍不僅是個人選擇，更是社會契約的一部分。當香港居民享受本地福利與國家保護時，是否也應承擔相應責任？若有人移居海外、不再繳納香港稅款，卻在取得外國國籍後仍回港領取福利，例如醫療服務，這對本地納稅人公平嗎？

制度若持續模糊，香港將面臨公平與信任的雙重危機。擁有更多資源、取得多個國籍、享受多重保障，就是「醒目」的香港人？香港不需要公職人員空談愛國，而是需要清晰的制度與長遠的身份規劃。唯有如此，才能確保社會穩定、公平與可持續發展。

作者筆名余春，是一名只有特區護照的普通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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