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于承忠博士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香港郵政向立法會經濟事務發展委員會提交最新文件，披露了一組令人觸目的財務數字：郵政署營運基金在2024/25年度錄得高達8.21億港元的虧損。這不僅是自1995年改以自負盈虧模式營運30年來的歷史新高，更是該基金連續第8年錄得運作赤字，累計吞噬近29億元。目前，港郵的剩餘現金儲備已不足以應付一年的日常開支，逼使政府計劃從資本投資基金緊急注資46億港元以維持未來3年的基本運作。面對這個尾大不掉的財政黑洞，特區政府必須徹底擺脫小修小補的思維，從法規重塑、優化成本、國際基準及產品定價四大維度，為香港郵政開闢一條具備商業可行性的體制改革之路。

破除《郵政條例》歷史枷鎖

在立法會聆訊上，有議員痛陳此舉無異於「買時間」，質疑3年後是否又要重回立法會伸手要錢。誠然，在公眾電子通訊普及、實體信件量雪崩式下滑，以及全球跨境物流競爭進入白熱化的今天，香港郵政所面對的財政與營運困局，核心根源並非單純的「市場不景氣」，而是「普及服務責任（USO）」與「自負盈虧營運基金模式」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香港郵政（港郵）現時最大的體制緊箍咒，在於其沿用數十年的法規框架。根據香港法例第98章《郵政條例》，港郵承擔了無可推卸的全面服務責任（Universal Service Obligation,USO），必須以合理且大眾可負擔的收費，提供可靠、高效率及貫通全球的郵政服務，以滿足全港市民的郵遞需求，並履行香港在國際郵政協議下的義務。例如必須維持全港每一個地址的派遞網絡，無論核心信件量如何下跌，覆蓋全港數百萬住戶與商業地址的「最後一公里」固定派遞網絡都具有極高的不可削減下限。這意味着，即使一幢大廈全天只有一封平郵信件，郵差依然需要耗費相同的時間與體力登門派遞，邊際成本與收益嚴重脫節。

民生資源不能為巨賈埋單

現行法規最嚴重的滯後點，在於未能有效區分「社會福利型民生服務」與「高度市場化的商業行為」。在現行法令約束下，港郵必須以統一、低廉的公共郵費標準，去為所有託運人提供無差別服務。這導致一個極其荒謬的市場現象：政府實際上在動用珍貴的公共行政資源，去隱性補貼煙草、雪茄等高價值、非民生商業客戶。這些貨品在清關時往往伴隨着極高的法律風險與繁複手續，卻與一封普通家書享有同樣的基礎網絡支持，極不符合公共財政效益。

特區政府要推動港郵變革，第一步必須與時俱進地重新審視並修訂《郵政條例》。立法機關應明確界定普及服務的現代邊界，將純粹的商業託運、跨境高價值商品與一般的居民日常信件實行法規上的「雙軌管理」。放寬定價權上限，容許香港郵政針對特定高合規成本、高風險的品類實施靈活的市場化定價，唯有在法律層面解除過時的枷鎖，港郵才能擁有靈活對接市場的商業彈性，而非繼續用民生資源為商業巨賈埋單。

調整高風險跨境EMS定價策略

在開源層面，香港郵政必須告別過去「盲目大眾化」的定價思維，轉而精準識別自身的「護城河」業務，並將其獨佔的市場價值最大化。寄往中國內地的特快專遞（EMS）跨境業務，特別是針對煙草、雪茄等應課稅商品（Dutiable Goods），正是一個極具潛力的突破口。

在目前的跨境物流市場中，由於內地海關對煙草類製品的清關、查驗與監管極為嚴苛，絕大多數私營商業快遞巨頭基於合規風險、高昂的法律責任與運營成本的考量，均明文拒絕承接此類高風險託運。這使得香港郵政的EMS渠道，在萬國郵政聯盟（UPU）的框架以及特定綠色清關通道的支持下，幾乎成為全港唯一合法、穩定且具備規模化操作的轉運選擇。這種稀缺性，本應是商業談判中最具殺傷力的籌碼。

然而，這項具備高度市場獨佔性（Monopoly）的轉運服務，現時的收費卻未能反映其稀缺性與其背後龐大的合規成本。處理此類貨品，港郵需要投入大量人手進行繁複的海關申報、安全查驗及應對打私合規，現行定價基本處於「賺了流水、蝕了人工」的邊緣。港郵管理層應展現商業智慧，果斷調高這類特定應課稅品類的跨境EMS郵費。既然在特定細分市場上客戶「別無他選」，大膽提升溢價不僅不會導致流失客戶，反而能將港郵無可替代的海關通道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財政利潤，真正實踐「用者自付」的商業原則。

深化公私營合作與業務外判

除了在優勢項目上開源，向最頑固的成本結構大刀闊斧地開刀，是港郵生存的另一條必經之路。在港郵每年龐大的開支中，公務員編制帶來的薪酬開支及長遠福利包袱，是最沉重的負擔。在立法會聆訊中，有議員便犀利地指出，港郵過往在公務員人力管理上受制於種種僵化規定，薪酬調整必須依循全體公務員指標，缺乏市場化的靈活性，導致人手成本只能上、不能下。

要打破這種「固定成本過高」的死結，港郵管理層必須在不損害基礎公共服務的前提下，展現政治魄力，積極引入公私營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推動非核心業務的輕量化。傳統上，郵政服務從收件、倉儲、分揀到最終派遞，全部由公務員或長期合約員工包辦。在電商時代，這種模式完全無法應對如「雙十一」、「黑五」等季節性貨量高峰，不是在淡季造成人手閒置，就是在旺季面臨爆倉與超時津貼大增的雙重打擊。

具體而言，港郵應將非核心的後勤支持，乃至部分商業區或非核心偏遠地區的「最後一公里」派遞，進一步外判給本地成熟的私營物流企業。透過與私營市場結盟，港郵可以將昂貴、固定的公職人手成本，轉化為隨季節性電商貨量上下浮動的變動成本。同時，利用私營企業已建立的自動化倉儲與科技運營優勢，提高轉運效率。例如，與本地大型連鎖便利店或私營智能櫃網絡深度互通，將傳統郵局狹窄、排隊時間長的自提限制打破，轉化為無處不在的社會協作網絡，徹底為財政「減重」。

借鏡國際經驗促郵政轉型

香港郵政的轉型陣痛並非國際孤例，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官方郵政在過去二十年間，都遭遇了電子化洪流的無情衝擊。要為港郵的體制變革尋找合法性與執行藍圖，特區政府應深入進行海外成功基準的實證分析。其中，新加坡郵政與英國皇家郵政的變革軌跡最值得借鏡。

新加坡與香港在城市結構和經濟定位上高度相似，新郵同樣面臨本土實體信件急劇萎縮的挑戰。然而，新郵早在多年前便主動打破「傳統郵政」的框架，果斷實施輕資產與多元化戰略。他們看準了東南亞電商崛起的歷史機遇，透過大舉收購澳洲及東南亞的私營第三方物流（3PL）與電商履行（e-Commerce Fulfillment）企業，將自身成功重塑為亞太區的跨境電商物流巨頭，其非郵政收入如今已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成功用外部的商業利潤反哺了本土的普及服務。

相反，從節流與網絡共享的角度看，英國皇家郵政則通過大膽的商業化重組，全面放開配送網絡與私營快遞巨頭的共享與互通，精簡了自身大量的固定資產，甚至走上了全面私有化的道路。商經局回應立法會質詢時表示，特區政府對香港郵政未來的私有化、公司化持「開放態度」，並承諾在3年內提出長遠規劃。海外的成功案例充分證明：官方郵政與商業市場並非魚與熊掌，透過引入市場機制、策略性收購或網絡共享，不僅不會削弱公共服務的底線，反而是讓百年老字號重獲新生、免於被時代淘汰的唯一解藥。

推行本地郵費時效「雙軌制」

除了宏觀體制與國際借鏡，在最基礎的本地郵政產品設計上，港郵也需要引入靈活的現代商業收益管理思維。長期以來，本地普通信件派遞採取「單一收費、統一時效」的一刀切模式。雖然政府宣布將本地平郵基本郵資微調，以彌補部分通脹與營運成本上升，但這種缺乏彈性的產品線，白白流失了透過高溢價服務增收的黃金機會。

港郵可考慮在本地信件市場全面推行「時效雙軌制」，將本地郵件拆分為兩大細分產品：第一類是「尊尚快捷（Premium1-Day）」，承諾次日必達；第二類是「經濟普及（Economy2-Day）」，維持現有的標準兩天時效。這套分級定價（Tiered Pricing）的商業邏輯，旨在精準篩選並釋放市場上不同客戶的支付意願。對於急需遞送商業合同、法律文件、銀行重要通知或敏感賬單的商業客戶，他們對兩三元的郵資變動完全不敏感，卻對「時效的絕對精準」與「次日送達」有着極高要求。

參考現行平郵基準，港郵完全有空間將「尊尚快捷（次日達）」的費用調升80%至100%，定價在每封港幣4.5元至5.0元。這一價格對比起私營快遞動輒港幣二十多元的商業文件起步價，依然具備無可比擬的價格優勢與極強的競爭力，同時卻能為港郵每封信件帶來成倍增長的邊際利潤。至於對時效要求不高的宣傳通函、公用事業批量賬單，則繼續沿用基本經濟郵資。這種雙軌制既捍衛了底線的民生福利，確保市民的基本通信權利不受價格干擾，又用商業溢價創造了新增長點，完美展現了「以商養民」的現代公共管理智慧。

回歸部門還是走向市場？

當前特區政府財政赤字高企，庫房空間不復以往寬裕，在此關鍵時刻撥款46億元為香港郵政營運基金「輸血」，立法會與廣大市民必然會用最嚴厲的眼光審視這筆公帑的去向與效益。香港郵政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過去那種依賴壟斷信件、盲目進行民生補貼的舊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商經局承諾在未來3年內提交長遠規劃，這將是香港郵政命運的終極抉擇期。如果我們不願意看到港郵徹底放棄自負盈虧、退化回完全依賴公帑撥款供養的傳統政府部門；那麼，徹底修改過時法規、釋放特定業務的壟斷價值、全面深化外判與商業化轉型，便是這家百年老字號在驚濤駭浪中求生的唯一出路。特區政府必須以大刀闊斧的決心，引導港郵走出這場財政黑洞。

作者于承忠博士是香港運輸物流學會物流政策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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