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蕭美娟博士

近日一宗男教師涉嫌在五年間多次非禮案發時介乎14至19歲的女學生，並要求對方手淫口交的案件，再度揭示「受信任地位」的成年人如何利用權力不對等進行性剝削。據報道，事主約14歲起與涉案教師建立密切關係，她因感激與信任對方，又擔心事件曝光會影響對方前途，一直不敢求助。然而，這宗案件絕非冰山一角，這促使我們必須正視一個根本問題──倘若「戀愛」關係是建基於教師權威與年幼學生的情感依賴，即使受害人未有明確反抗，是否就等同「性同意」，可免除涉事人的刑事責任？

「權力不對等」讓受害人表面順從

事實上，教師的身份本已較容易取得學校和家長的信任，亦可憑職務之便接近學生、了解其弱點及影響其校園生活。以本案為例，被告以班主任身分開解事主，協助處理其家庭糾紛，建立可被信任的成年人形象，並在獲取信任後逐步越界，私下透過社交平台與事主保持聯絡，甚至長期以兄妹、戀人等角色混淆事主的認知，同時利用地圖軟件功能掌握其行蹤，並藉學校作為隱蔽的侵犯空間，數年間進行反覆侵犯。

值得留意的是，「性誘識」未必始於暴力或威嚇，而是可以透過關懷、特殊待遇、私人聯絡及逐步越界的行為，一步一步讓青少年將性要求誤解為愛情、信任或報答。受害人的表面順從或持續來往，很多時候可能是權力不對等下的結果。

「受信任地位」人士更加不應越界

因此，教師作為「受信任地位」人士，須肩負更高的專業倫理及照顧責任。師生間的權力差距，使雙方從一開始就並非處於對等關係，即使學生產生依戀或主動親近，維持適當界線、避免關係越界的責任，理應由成年人承擔。有鑒於此，早前的性罪行法律改革公眾諮詢當中，政府建議將「濫用受信任或權威地位或依賴關係而令受害人屈從」列為不能合理構成性同意的情況，是值得被肯定的方向；換言之，受害人毋須以大叫、反抗或立即求助等方式，來證明性行為並非自願。

然而，若必須證明受害人因權威而「屈從」才可視為不同意的話，對已達法定性同意年齡的16至17歲青少年而言，恐怕會留下檢控漏洞。若青少年自幼便遭長期誘識，即使事主其後達到法定性同意年齡，過往建立的信任和依賴亦不會一夜消失。根據現行修例建議，若控方需就每次性行為證明受害人權威而「屈從」，而被告又以情侶關係、無明確拒絕等理由抗辯，勢將大大增加檢控難度。

不應只問青少年為何沒有說「不」

真正的問題是，身處權力不對等關係中的青少年，是否有足夠的發展能力、資訊、支援及安全空間，去面對一名掌握權威和照顧角色的成年人，作出自由而不受操控的選擇？這種所謂的戀愛關係可能是成年人透過其「受信任地位」，進行長期性誘識及情感操控的結果，最後卻將責任倒置在青少年身上，而非由本應為自身行為及職業前途負責的成年人承擔後果。

參考中國內地、英國及澳洲等地的立法經驗，早已設有針對特定受信任地位的專門罪行，香港不妨藉性罪行改革之際，規管處於教育、照顧、輔導、訓練或監督地位的成年人，不得利用任何關係與18歲以下兒童進行性行為。

為使保護兒童的機制更為完善，法律不應再只問青少年為何沒有說「不」，而是追責掌握權力的成年人，為何跨越不應跨越的界線。

作者蕭美娟博士是國際培幼會（香港）總幹事。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01論壇歡迎投稿。請電郵至01view@hk01.com，附上作者真實姓名、自我簡介及聯絡方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香港01保留最終編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