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馬超

初秋維港，哀思低回。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於9月8日安詳離世，享年89歲；9月20日舉行公祭大殮與辭靈出殯。連日來，特區政府設立的各處公眾弔唁處人流絡繹，各界市民自發手執白菊寄託哀思。白菊無言，追思如潮。時間的沉澱最能洗盡昔日的政治喧囂與輿論紛擾，如今香港社會對這位「老特首」發自內心的懷念，早已化作一份超越周期的真誠敬意與歷史公論。

涉足「無人區」的開拓與定力

歷史需要拉開距離，才能顯現真實的骨骼。重溫董先生的一生，最鮮明的特質便是在時代轉折關口的家國擔當。1997年7月1日，「一國兩制」由科學構想轉化為治理實踐，作為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先生面對的是體制接軌的千頭萬緒、西方輿論的唱衰，以及回歸初期各種複雜矛盾。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既無現成模式可循，也不容出現根本性偏差。

出身實業名門的董先生，兼具中國傳統文人的溫厚風骨與現代實業家的開闊胸襟。在紛亂的爭議面前，他以近乎樸拙的定力堅守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礎的特區憲制秩序，奠定行政主導的施政基礎。他反覆強調的「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經歷二十多年的實踐檢驗，更顯示出香港命運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連的深刻道理。

風暴中打破教條的決絕魄力

衡量政治人物，不僅要看順境中的作為，更要看危局中的擔當。董先生主政的八年，適逢冷戰後國際地緣與經濟秩序劇烈動盪的周期。回歸不久，亞洲金融風暴呼嘯而至，國際炒家通過匯市與股市的連環做空，企圖將香港作為提款機。當時港英遺留的「積極不干預」教條在商界和政界根深蒂固，不少人主張被動承受。

面對港元和股市遭受猛烈衝擊的危局，在中央政府堅決支持特區、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繁榮穩定的堅定支持下，董先生展現出罕見的魄力。他力排眾議，指令特區政府動用逾千億港元外匯基金果斷入市，擊退國際投機巨鱷。這一仗捍衛了港元與金融安全，守住了市民數十年的財富積累。而在2003年非典疫情重創香港之時，他頂住重壓積極向中央爭取，推動CEPA與「個人遊」加快落實，不僅讓香港經濟絕地反彈，更為兩地經貿的深層融合鋪設了不可逆轉的軌道。事實說明，危機之中最需要的，正是敢於突破成規、承擔責任的政治決斷。

直面時代困局的前瞻與抗逆力

客觀評價董先生，不能迴避其任內最具爭議的政策，包括「八萬五」建屋計劃與產業多元化探索。這不僅是其施政最具可讀性的篇章，更是讀懂其戰略前瞻性的鑰匙。

早在回歸初期，董先生已意識到香港經濟過度依賴金融和地產，長遠可能造成產業結構單一、青年向上流動空間收窄，以及基層居住困難等問題。為此，他提出增加房屋供應，力求實現「居者有其屋」；同時推動數碼港、科學園和中醫藥發展，探索創新科技及高增值產業，希望為香港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然而歷史往往充滿波折。這些戰略構想不幸迎頭撞上了亞洲金融危機與全球互聯網泡沫破裂的雙重下行周期。資產價格大幅縮水引發負資產困局，宏觀經濟下行壓力迅速轉嫁為對施政的怨懟，多項改革被迫擱淺，董先生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社會誤解與政治壓力。

但歷史的尺度終究是公正的。二十多年後，當特區政府大刀闊斧推進「北部都會區」、破解房屋痼疾，當香港將「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作為破局核心時，人們才恍然大悟：董先生當年的診斷不僅沒有錯，反而看得太透、走得太早。他當年背負的沉重與落寞，正是一個具有大歷史觀的戰略家在周期錯位時為探路所承擔的壓力。

晚歲穿梭中外的赤誠與凝聚力

2005年卸任行政長官並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董先生並未退出公共事務，而是把目光投向國家發展、香港長遠治理及國際交流。

面對中美關係的複雜演變，他憑藉數十年來在國際政商界建立的崇高聲望，於2008年創立中美交流基金會。他不辭辛勞穿梭於大國之間，以民間外交搭建高層二軌溝通橋梁，致力增進中美各界相互了解，發揮民間交流的橋梁作用。

在香港，他發起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匯聚不同界別力量，圍繞土地房屋、創新科技、醫療、文化等長遠課題展開政策研究，為特區政府和社會提供建議。2019年，董先生獲授「『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充分肯定其為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及「一國兩制」實踐作出的貢獻。

維港秋水依舊，斯人已歸道山。在香港邁入「由治及興」、着力破解深層次矛盾的今天，董先生破除教條的決斷之勇、穿越周期的遠見卓識與貫穿始終的赤誠丹心，依然是這座城市奮發前行的重要精神坐標。董先生安息，風範長存！

作者馬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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