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遠深

早前香港有不同媒體報道，香港公務員退休金承擔額現值高達9,248億港元，16.3萬人享受長糧，上年度開支逾500億港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的回應仍是那套「合約精神、不可輕言更改」。作為長期觀察日本政治及政策的評論人，我必須直言：這套說辭，在日本早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日本用了20年的時間，把「官優於民」的退休特權徹底拆解，香港卻連碰都不敢碰。

日本大刀砍公務員待遇
香港連「檢討」都不敢說

1980年代，日本公務員高級官員的養老金一年約500萬日元，比民間高出四成。日本政府怎麼做的？沒有說「合約精神不可更改」，而是直接設定30年過渡期：舊制待遇凍結，不隨物價和工資上漲調整，等到新制計算的金額追上舊制為止。儘管高級官員方面要花整整30年才能過渡完畢，但改革的方向從未動搖。

到了2012年，日本內閣正式決定將國家公務員退休金階段性下調13%，目標明確：消除公務員與民間企業員工的退休金差距。2015年，日本更進一步，將公務員共濟年金併入厚生年金，徹底廢除公務員獨有的「職域加算」，讓公務員養老金待遇與民間企業員工完全同等。累計下來，日本公務員退休金削減幅度超過20%。

反觀香港，9,248億的承擔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說「沒有計劃作任何改變」。日本砍了四成、砍了20年，香港連一句「檢討」都不敢說。這不是合約精神，這是對既得利益的投降。

日本政府瘦身逼出效率
香港卻用長糧養出了惰性

退休金只是日本改革的一半。另一半更狠：直接縮減人手編制。

1990年代至2010年代，日本國家公務員總數從峰值328萬人降至274萬人，累計淨減54.5萬人，降幅16.6%。市町村大合併期間，地方公務員總數再減10%至15%。日本今日的官民比例是每1,000人對應37名公職人員，僅為法國的四成、美國的六成。

日本納稅人得到了什麼？財政供養人員大幅減少，公務員退休待遇與民間拉平，官民差距從制度上被消除。香港納稅人得到了什麼？16.3萬人繼續領長糧，每年500億港元繼續過賬，9,248億港元繼續滾存。

有人會說：日本公務員總量被裁減成這樣，誰還願意做？事實是，日本公務員的工作強度在改革後直線上升。30%的日本公務員每月加班超過80小時的過勞死紅線，霞關被稱為「永不下班的不夜城」。人少了，工作沒少，效率是被逼出來的。

反觀香港，公務員體系的生產力整體低於商界——這是公開的秘密。私營機構面對市場競爭，效率是生存底線；公務員體系缺乏同等壓力，論資排輩、程序繁瑣是常態。日本用「裁員」和「降薪」逼出了效率，香港卻用長糧養出了惰性。一個生產力不如商界的群體，退休後卻享有遠優於商界的保障，由納稅人兜底終身——這叫什麼公平？

長糧制度是英殖產物
不能因怕得罪人就不敢動

長糧制度是港英殖民時代的產物，財政邏輯是「先使未來錢」，負擔留給回歸後的香港。日本在戰後同樣面臨公務員制度被佔領當局設計、與民間脫節的問題，但日本選擇了一條一條地改：1985年砍高官養老金，2012年砍退休金，2015年並軌年金，1990年代至2010年代持續縮編。每一步都有阻力，每一步都走了過來。

香港回歸近30年，英國人留下的長糧制度原封不動。繼續照單全收，不是守約，是不敢得罪人。 楊何蓓茵說「不可輕言更改」——但請問：日本政府改了30年，香港為什麼連開始都不敢？

9,248億港元，足夠興建超過40萬個公屋單位，足夠全面重建香港老舊基建，足夠為全港市民提供多年的醫療保障升級。分攤到750萬名市民頭上，每人超過12萬港元。

日本在財政最困難的「失去20年」裏，選擇了減公務員待遇、裁公務員編制，把資源留給財政重建。香港年年喊財赤、喊儲備縮水，卻每年準時過賬500億港元給退休公務員。一邊哭窮，一邊養長糧——日本看了都要搖頭。

改革不是道德違約
是走上早就該走完的路

對已退休者的承諾可以尊重，但必須設定日落時間表。對在職舊制人員，立即停止長糧權益的進一步累積，轉為公積金或一次性買斷。新制公務員早已納入公積金，長糧的增量口子已經關上——現在要做的，是把舊制的門盡快關上。

日本從1985年開始砍公務員養老金，到2015年完成並軌，用了整整30年。香港如果今天開始，已經比日本晚了40年。楊何蓓茵說「沒有計劃作任何改變」，翻譯過來就是：日本走了30年的路，香港一步都不想走。

殖民時代的長糧，該日落了。日本已經證明，這條路走得通。香港缺的不是經驗，是決心。

作者張遠深是日本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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