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羅浚軒

6月中旬，太古城一對母女在短時間內相繼離世，為整個城市帶來沉重震盪。事件發生後，社會迅速聚焦於制度層面：危機評估是否足夠？部門之間有否失誤？程序是否存在漏洞？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若討論僅止於制度責任，我們或許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一個人處於最脆弱的時刻，制度是否真的「接住了他」？

創傷延遲性挑戰現有危機介入模式

作為社工學生，我們在訓練中不斷被提醒：評估風險（Risks Assessment）、轉介服務（Referral）、啟動跨專業合作（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都是危機介入的核心步驟。然而，太古城的悲劇提醒我們，專業介入若只停留在「完成程序」，而未能建立持續關係，支援便可能流於片段。創傷從來不是一次會面、一份評估表可以理解，更遑論處理。尤其當事人是年幼兒童，面對突如其來的喪親經歷，其情緒反應往往具有延遲性與隱蔽性，短期穩定並不等於真正安全。

精神健康的其中一個關鍵特徵，是其「非即時性」。很多人在重大創傷後，初期可能表現冷靜甚至功能正常，但情緒崩潰往往在數天、數星期甚至更長時間後才出現。這正正挑戰現時以「即時風險評估」為主導的服務模式。若支援在危機初期結束，而缺乏後續跟進與關係承接，高風險個案便可能在制度縫隙中再次下沉。

家庭缺乏溝通容易演變成衝突

這種「有服務但無陪伴」的現象，不只出現在極端悲劇中。在最近的青衣城父子持鋸衝突事件中，我們同樣看到家庭關係在長期壓力與情緒困擾下失衡。據報兒子有情緒病紀錄，事件最終演變為公開暴力衝突。這不僅是治安問題，更反映出精神健康支援未能有效滲透家庭日常生活。當情緒問題長期未被承接，家庭便容易成為壓力累積與爆發的場域。

同樣地，「非常父母」衍生的「Save Lily」爭議，亦揭示親職能力與兒童福祉之間的複雜張力。制度需要在保障兒童安全與尊重家庭自主之間取得平衡，而社工與心理健康專業正正位於這個張力的前線。從社工學生角度看，這不只是法律或福利分配問題，而是如何評估父母的情緒穩定性、壓力承受能力及實際照顧能力。兒童的需要不只是生存，更包括安全感、穩定依附與適切發展環境，而這些都高度依賴照顧者的精神健康狀態。

此外，廣州有父親怒罵兒子「不講粵語就不配做廣州人」的事件，表面是文化認同爭議，實際上卻是一種家庭壓力的投射。當家長將焦慮轉化為指責，親子關係便容易進入對抗狀態。這提醒我們，文化傳承並非透過責備實現，而是建基於關係與日常互動。同樣地，當家庭缺乏情緒支持與溝通空間，無論是語言、學業還是行為，都可能演變為衝突。

依賴制度分工卻低估陪伴力量

綜合這些事件，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脈絡。問題並非單一制度失效，而是家庭、精神健康與社會支援之間出現系統性斷裂。香港長期面對的，是結構性壓力對家庭功能的侵蝕，長工時、高生活成本、教育競爭與跨代照顧責任，令不少家長處於情緒透支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家庭自行承擔全部照顧功能，本身就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假設。因此，將家長精神健康視為「私人問題」，已不再可行。作為社工學生，我們更應理解，家庭從來不是孤立單位，而是需要被支援的系統。母嬰健康院、學校、社區中心甚至職場，都可以成為早期識別與介入的入口。關鍵不在於是否「有服務」，而在於服務能否主動接觸、持續跟進，並與家庭建立信任關係。

在青少年層面，校園欺凌問題亦反映同樣結構。低通報率並不代表問題輕微，而往往意味着學生對制度缺乏信任。當求助成本高於沉默成本，學生自然選擇不說。作為未來的社工，我們需要思考的，不只是如何處理個案，而是如何建立一個讓人「敢於求助」的環境。這涉及創傷知情介入、復和實踐，以及對關係安全的重視。

從宏觀角度看，香港的問題在於過度依賴制度與專業分工，卻低估了關係與陪伴的價值。當服務被切割為不同部門與程序，個案便容易在轉介中流失。制度可以高效，但人卻可能被遺忘。這並不代表制度不重要，而是制度需要重新設計，讓「陪伴」成為可能。例如建立長期個案管理機制、加強跨部門持續跟進、發展社區支援網絡等，都是讓支援從「一次性介入」轉向「關係性承接」的關鍵方向。

太古城的悲劇提醒我們，在最脆弱的時刻，人需要的不只是服務，而是有人留下；不只是評估，而是被理解；不只是制度，而是關係。對準社工而言，這不僅是一宗新聞事件，更是一個專業提問——當制度完成它的角色之後，我們是否願意多走一步，多留一會，真正陪一個人走過最困難的時刻？

作者羅浚軒是一名研究助理，持有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及文學碩士學位，現正修讀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社工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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