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間倒退回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共產黨建政的1949年、改革開放的1978年，當時的人們根本難以想象今天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

1840年的鴉片戰爭可以說是作為工業強國的英國對作為落後農業國的中國的降維打擊。1949年共產黨建政是在一百多年內憂外患的背景下開始進行國家建設，工業基礎非常薄弱。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雖說已經初步建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但依舊大幅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差距非常大。

然而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開始大踏步往前發展，2010年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中國工業在全球的比重越來越高，既能生產中低端產品、傳統消費產品，又能生產中高端產品、新興科技產品。今年以來，無論是2025年中國車企的全球銷量超過日本車企、歐洲從中國進口的汽車首次超過對華出口，還是張雪機車在世界頂級賽事中一鳴驚人、一季度新三樣（新能源汽車、光伏產品、鋰電池）出口勢頭強勁，都在說明中國工業已經發生歷史性變化。

那麼，中國工業是怎麼崛起的？最近筆者在張國寶所寫的《篳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一書中，看到一位深度參與中國工業發展的正部級官員的思考。中國發展歷程表明，對於一個後發國家來說，政府在經濟和工業發展中具有不容忽視的推動作用，而昔日的國家計委與今天的國家發改委正是中國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獨特的政府部門。張國寶長期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發改委工作，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曾負責制定能源、交通、船舶、汽車、裝備國產化等一系列行業規劃和政策，2003年他對於造船業的建言是中國造船業騰飛的預言。

張國寶將中國工業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蘇聯援建156個項目、「三線」建設和大規模引進技術。在他看來，1953年開始的以蘇聯援建156個項目（實際建成150個）為主要內容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為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奠定工業基礎，讓中國開始從農業國邁向工業國；從1964年至1980年，中國在以西南、西北為主的「三線」地區投入巨資，建設起一大批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大專院校和能源交通基礎設施，雖後來有不少工廠不得不調整搬遷，但優化了中國工業佈局，對於中西部發展影響深遠；文革結束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開始大規模引進技術，幾乎涵蓋所有工業門類，通過消化、吸收、創新，躋身工業大國。

關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的崛起，張國寶認為：「引進消化吸收和自主創新相結合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政策。」在他看來，閉關的自主創新肯定不對，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在搞自主品牌，結果國門一打開，中國工業產品無論性能還是質量都沒有辦法與外國產品競爭，但一味引進同樣不對，會陷入「引進——落後——再引進——再落後」的怪圈，因為最前沿、最先進的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

比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鋼鐵工業的歷史性進步離不開寶鋼的建設。寶鋼一期所有核心設備基本都依賴進口，寶鋼二期改為合作製造，國產化率大幅提高，寶鋼三期設備國產化率達到80%，後來中國政府在全國推廣寶鋼經驗。再如，中國地鐵起初是高價引進西方設備，價格和售後服務受制於人，後來通過地鐵設備國產化政策，大幅降低地鐵建設成本，為中國地鐵跨越式大發展打下基礎。今天中國的特高壓輸變電線路領先世界，但在80年代設備嚴重依賴進口，但迅速後來居上。

今天中國以風電、光伏發電、水電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體系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為能源結構轉型創造條件，但過去落後於西方國家，大量設備依賴高價進口，但因為通過政府產業政策和市場競爭共同作用，後來反超西方國家。

以風電為例，2008年張國寶寫道：「社會上有些呼聲，要求完全放開風電建設，不加干預。但我國風電尚屬起步，產業競爭能力處於弱勢，過去20年的經歷表明，政府不加引導、扶持、保護，中國的風電市場成了外國設備的一統天下，近幾年採取了相應政策措施，風電事業才快速發展起來，爭回了約一半的市場份額。政府在風電資源普查，大型風電場佈局，扶持設備國產化方面還需發揮作用。再過幾年，國內風電產業體質增強了，相當於人從幼年到了青壯年，政府可以完全放開審批。」

綜上所述，中國工業的騰飛其實是政府和市場共同作用的結果，既離不開政府的產業政策，又離不開市場競爭。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1949年以來建立的工業基礎之上將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相結合，既努力爭取國際技術合作，積極消化和吸收國際先進技術，逐步融入高度競爭的國際市場，又始終堅持自主創新，有序實施國產化政策，奉行漸進改革和漸進開放理念，在本國產業成長初期給予適度的保護和扶持，待本國產業已經成長起來再全面放開。今天中國工業已經開花結果，今後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總結、反思和優化長期以來的發展經驗，在結合政府和市場的大前提之下，既要防止政府濫權、尋租、亂作為，又要防止市場失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