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國家總是相似的，不成功的國家各有各的不成功。最近筆者在讀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寫的《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時候，有一個感觸是美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政策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即務實靈活，珍視和平的發展環境，避免捲入衝突，努力積蓄實力。

羅伯特·佐利克曾在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以來的多屆美國共和黨政府任職，擔任過副國務卿、白宮辦公廳副主任、美國貿易代表、常務副國務卿，後來卸任政府職務後曾出任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在《論美國——美國外交及外交政策史》一書中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進行了梳理，其中對於建國初期外交政策的梳理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政策具有相似之處。以前在談到美國建國初期外交政策的時候，比較常見的說法是泛泛而談的孤立主義、門羅主義，但只有真正去讀美國曆史才意識到，美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其實包含務實的政治智慧。

今天的美國是一個有着3億多人口、9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的超大型國家，經濟總量、金融實力、軍事實力、科技實力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但1776年美國獨立時候，只有200多萬人口，面積約80萬平方公里，無論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都遠不及當時的歐洲強國。當1789年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成為美國首任總統，他主張帶有孤立主義色彩的中立外交政策，目的是避免捲入歐洲經常發生的衝突和戰爭泥潭之中。關於這點，無論華盛頓在1793年英法戰爭期間發表的中立聲明，還是華盛頓在1796年發表的告別演說中主張中立政策，警告美國不要搞「永久同盟」，不要對其他國家「習慣性仇恨」或「習慣性偏愛」，都是例證。

據羅伯特·佐利克的說法，華盛頓的外交政策深受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影響。主張中立政策的漢密爾頓相信當時弱小的美國終將成長為一個強大國家。那麼，在當時歐洲大國主導世界秩序、列強之間衝突不斷的形勢下，美國怎麼自處？漢密爾頓認為美國需要努力維持和平環境，需要通過發展經濟、金融來積蓄實力，需要加入當時頭號大國英國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之中，不能因為一些傳言、紛爭或「小打小鬧」而與歐洲大國大動干戈。

羅伯特·佐利克寫道：「漢密爾頓相信，美國假以時日肯定會成長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在成為強國之前的過渡期，這個國家需要鞏固跨大西洋貿易，保持內部凝聚力……漢密爾頓的經濟和外交政策需要幫助國內維持和平和穩定，從而為國家積蓄力量。」

以華盛頓、漢密爾頓為代表的美國建國初期領導人的外交政策與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政策具有相似之處。1978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時候，世界尚處於美蘇冷戰的陰影之中，但中國依舊把「和平與發展」視作時代主題，既融入頭號強國美國主導的全球貿易體系，又努力為中國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與改革開放相伴隨的是，中國與美國建交，與日本、東南亞國家、蘇聯、韓國改善關係，主張「不稱霸」、「不結盟」，避免捲入有損國家發展的國際衝突。中國打開國門，一方面漸漸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一方面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工業、教育、科技。

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國際風雲劇變，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提出「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對中國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從那時開始，哪怕多次面臨外部挑戰，比如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南海仲裁案、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中國都努力保持克制和防止事態失控，從而繼續為改革開放、現代化事業營造和平穩定環境。

正如美國通過務實的政策走上崛起道路一樣，中國同樣通過務實的發展道路快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和第二大經濟體。不同時代，面對不同的內外環境，外交政策的具體內容會有所變化。經過建國250年的漫長演變，美國外交政策的具體內容早已發生很大變化。中國是一個有着深厚文明傳統的國家，理當有基於自身文明抱負的外交理念。然而無論怎麼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理念與美國建國初期的外交政策均有力說明，外交政策只有務實靈活，兼顧現實與理想，以國家根本利益而非一時一地的紛爭為依歸，久久為功，才能讓國家走上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