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9月21日發布消息，剛去職的前深圳市市長、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成員覃偉中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至此，這位此前風傳已經「出事」的副部級官員，正式官宣落馬。

覃偉中生於1971年，清華大學畢業，擁有工學博士學位和高級工程師職稱，長期在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兩大國有能源巨頭任職，後從廣東省副省長任上調任深圳市長。從年齡和受教育背景，以及跨行業工作經歷看，覃偉中都屬於有前途、有機會更進一步的官員，如今其政治生命卻被不幸畫上句號。

而在覃偉中之前，已經有兩位前深圳市長落馬，一位陳如桂，2022年6月1日官宣被查，2024年8月被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一位許宗衡，2009年6月8日官宣落馬，2011年5月被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05年迄今，共有五人正式出任過深圳市長。其中三位落馬，比例不可謂不高。如此高的落馬比例，一方面說明中共始終堅持高壓反腐的嚴厲態度，「從嚴治黨」決不只是在口頭和文件上說說，而是會落到對每一位官員的考核監督上；同時在另一個方面也說明，如何更有效監督官員權力，把腐敗消滅在腐敗發生之前，仍面臨不小挑戰。

尤其作為當事城市，前後幾任市長落馬，說明深圳在率先轉變官員政績觀念，為社會主義中國在新時代趟出一條用官、管官的示範價值上，和身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定位，仍存在不小差距。有幾個方面非常值得深思：

第一，權力觀、政績觀是總開關，權力來自於人民，由執政黨和國家依法定程序授予，為官用權必須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對得起權力的來源和授予主體，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一絲一毫也不能模糊。模糊就會出大問題。把握不好權力觀、政績觀總開關的官員，未必一定犯罪。但嚴重腐敗的人，都存在權力觀、政績觀錯位：把地方發展成果當成個人晉升資本；上馬重大工程、土地、城建項目，既是打造亮眼「政績」的載體，也恰恰是權力尋租的高發領域。

陳如桂長期主管城建工程，就利用工程審批、項目推進給商人謀利，在追求城市建設成績的過程中把公權力變現。許宗衡也有類似行為。覃偉中是不是也有類似問題？評價官員，不能只看 GDP、項目和工程數量，必須盯住權力觀、政績觀這個總標準，看發展是不是可持續、市民群眾是不是真正受益。

第二，越是經濟發達、資源密集的城市，風險點越集中，對主官的監督和道德、能力要求需要越嚴格。嚴不是對官員不信任，而是對官員負責、對城市人民負責。深圳是超大城市、特區，有上千萬人口，等出現問題再處理，不僅造成的損失大，影響也更惡劣。同時，作為超大城市，深圳的土地、重大產業項目、城市更新、基礎設施投資體量巨大，市長手裏統籌資源的權限很大。正常情況下用好這些資源，推動產業升級、民生改善，是經得起檢驗的實績；而一旦主政者政績觀跑偏、監督同時又缺位，就容易出現「優先做看得見的大項目」並從中尋找尋租機會，對其它撒手不管的情況。

深圳作為特區城市，發展周期長，城市更新、大型基建等多是跨屆項目。如果一任主官為了自己的政績，推翻前面規劃、另起爐灶，或者只上馬新項目，把債務、遺留問題留給後任，不僅會在經濟上造成重複投入、資源浪費、隱性債務，還會在項目重新招標、重新調整規劃等領域創造權力干預空間，增加尋租機會和廉政風險。所以「一張藍圖幹到底」，不只是發展要求，也是防範腐敗、風險延續的制度要求。在接連幾位市長落馬之後，深圳一定要從中吸取教訓。

第三，反腐沒有禁區，同時腐敗也不會因為某個地方特殊不發生。經濟再發達、成績再亮眼，也不等於天然具備正確的政績觀，不等於腐敗不會發生。發展成績不能成為權力濫用、以權謀私的擋箭牌。深圳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更不是可以對腐敗和錯誤政績觀可以睜隻眼閉隻眼的「免檢特區」。查處許宗衡、陳如桂、覃偉中等，不僅無損深圳的特區地位和「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反而對深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超大城市治理、土地與重大項目高度密集的環境下，深圳既要闖出高質量發展的路子，又要探索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管好權力、管住官員的治理模式。

深圳敢為天下先，曾為改革開放做出示範和表率。以後也必須在官員政績觀建立，和管權、管官上也成為示範和表率。或者說，深圳需要拿出當年改革開放的勇氣，大膽實踐，敢於創新，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先行」、「示範」價值，殺出一條血路。

第四，歸根結底，無論在經濟建設、城市管理、科教文衛，還是制度考核層面，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治理為王」時代。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報告，就提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即新時代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前沿陣地，深圳應當就如何實現這一更高維度的現代化做出「先行」和「示範」貢獻，決不能再搞原來單純依賴投入資源、片面追求發展速度的路數，不能再吃改革開放特區的基礎和紅利，不能再用老一套的粗放型發展生產力的邏輯，必須把高質量發展落到實處，必須轉變官員政績觀念和考核標準，從原來以發展規模和速度為主軸，轉變到以城市治理為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