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5年。在25年前乃至更早之前，許多人因為擔心市場開放對本土產業的衝擊，「狼來了」的擔憂一度十分流行。然而25年後的今天，實踐已經強有力地證明，非但「狼來了」的擔憂並未成真，反而中國通過抓住市場開放的歷史機遇，快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一大工業國。

WTO是全球化的核心組成部分。長期以來，世界上許多人都對全球化持有疑慮，其中甚至包括一大批學者，他們運用各種看似言之鑿鑿的理論來批判和質疑經濟全球化。比如，當初不少人擔心汽車產業是中國加入WTO後最易被衝擊的產業之一。然而後來中國的汽車產業在整個國家經濟騰飛的時代背景下快速發展，成為中國工業化的耀眼名片，2025年中國車企的全球銷量超過日本車企，目前歐洲從中國進口的汽車已經首次超過對華出口。從整體來看，加入WTO是中國經濟騰飛、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十分明智的決定，中國成為了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為何中國加入WTO未讓「狼來了」成真？相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未雨綢繆，早就開始做好應對市場開放衝擊的準備。

WTO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1947年成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是創始國之一，只不過因為國共內戰、冷戰與計劃經濟、極左思潮的影響，造成1949年後中國大陸一直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之外。1978年中國開始撥亂反正，實施改革開放，才開始讓「復關」申請在80年代提上日程。從1986年7月正式提出「復關」到2001年12月正式加入WTO，中國已經有了15年的準備與應對時間。如果再考慮到1986年乃至改革開放前建立的工業基礎，那麼，中國的入世準備時間已經很長。當然，中國之所以能加入WTO，最關鍵的內因在於1978年改革開放浪潮尤其是1992年中國共產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創造的內部環境。

今年8月逝世的前總理朱鎔基的經濟改革與治理可以有力解釋為何中國能消除「狼來了」的擔憂。朱鎔基的一個歷史功績是領導中國完成加入WTO的艱苦談判，但他為了應對加入WTO對中國本土產業的衝擊，曾花費大量精力進行經濟改革。朱鎔基是從1991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一卷的第一篇、第二篇講話顯示，剛擔任副總理不久後他便開始主抓產品質量、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問題，他認為產品質量是市場競爭的關鍵，國營大中型企業只有開發新產品、改進工藝、降低消耗、苦練內功，才能扭轉困境。

針對當時嚴重的重複建設、重複生產與汽車廠數量過多、國內市場保護造成的汽車價格嚴重扭曲問題，1991年12月朱鎔基在《大力調整工業內部結構》的講話中說：「國內市場這種價格能維持長久嗎？現在為什麼那麼多走私車進來？因為走私車便宜。將來我國恢復了在關貿總協定中的締約國地位，這種扭曲的價格都要降下來，不能根據這種錯誤的價格訊息搞熱點項目……我國的價格改革一定要進行，一定向國際市場靠攏。我們一參加關貿總協定，外國價格便宜的產品就會進來，不讓它進來是不行的。將來的關稅頂不住，審批也頂不住，什麼都頂不住，就得靠我們自己產品的競爭能力，才能頂住。現在這樣搞下去，有什麼競爭力呢？」

從1991年擔任副總理到2003年卸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領導中國經濟工作長達12年。起初他清理三角債，調整工業內部結構，改革國有工業企業經營機制，還是小試牛刀。1992年隨着鄧小平南方談話掀起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朱鎔基開始對中國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比如調整經濟結構、匯率並軌、國企改革、金融改革、分稅制改革。以國企改革為例，1994年1月朱鎔基說：「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如果不改變，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許多根本問題解決不了，良性循環就無法形成。像現在這樣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明虧，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暗虧，這個局面要是繼續下去的話，我們財政金融的狀況就永遠改善不了，國民經濟也難以上一個新的台階。所以，國有企業必須轉換經營機制，這裏面最重要的是政企分開。」

可以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讓中國經濟有能力應對2001年加入WTO的衝擊，讓中國產業走出了一條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快速發展道路，讓中國人民的辛勤努力、聰明才智有了在全球市場大顯身手的機會。

中國經驗說明兩個道理，一是全球化的產業衝擊並不必然發生，關鍵在於參與全球化的國家和地區是否懂得趨利避害與未雨綢繆的智慧，是否有能力應對衝擊。全球化符合經濟規律，既有利於全球範圍的分工協作與資源配置，又有可能對不同國家和地區帶來不同衝擊。真正明智的選擇從來不是盲目支持或反對全球化，而是怎麼抓住符合經濟規律的全球化機遇，怎麼趨利避害。

二是中國在改革開放與加入WTO過程中的表現展現出不同尋常的智慧、治理能力與擔當。這樣的智慧、治理能力、擔當是中國能否長治久安、能否實現良政善治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今天中國面臨新的問題與挑戰，比如複雜嚴峻的腐敗問題、肆虐的官僚主義問題、經濟K型分化、貧富差距過大、內需不振、大量企業和民眾缺乏信心。今天中國需要展現像改革開放年代那樣的智慧、治理能力、擔當來努力解決今天的問題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