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中國輿論風向的人，相信會發現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最近幾年，隨着內地經濟增速放緩，大量普通人面臨困境，青年失業問題凸顯，靈活就業人員越來越多，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退休者養老金差距過大問題越來越成為牽動人心的議題。

在過去，比如在新冠疫情之前，關於退休人員養老金的討論並未像今天這麼熱烈。然而隨着經濟增速放緩，近年來不管是傳統媒體、網絡平台還是人們日常生活，都越來越多地討論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公平問題。網上經常可以看到體制內的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動輒七八千甚至上萬人民幣養老金的帖子，而體制外的企業職工養老金只有三四千人民幣，處境最差的是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的年滿60歲的農民，他們每月的基礎養老金最低國家標準只有163元人民幣，根本不足以維持生存。

2026年10月16日，內地媒體財新在《「七千退休職工，一年領走九億元養老金」，高校養老負擔幾何？》一文中以人民幣作為貨幣單位揭示出體制內退休人員、體制外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差距：「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鑑》，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支出/離退休人員數（或「實際待遇領取人數」）計算，2012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者月均領取養老金2904.7元、企業職工月均2027元；2024年，這兩個數字變為7735.5元和4007.7元。」這說明從2012年到2024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者與企業退休者的養老金差距，從877元人民幣大幅擴大為3727元人民幣。

2024年每月3727元人民幣的養老金差距是什麼概念？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14元人民幣、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34707元人民幣，即每月分別為3442元人民幣、2892元人民幣。這意味着2024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者比企業退休者每月多出的養老金，比2024年全國居民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還高。如果再考慮到中國仍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幣」，以及大約1.8億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的老人（以農民為主）的每月基礎養老金最低國家標準只有163元人民幣，便不難理解，為何最近幾年體制內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者的豐厚養老金能成為刺激公眾神經的敏感公共議題。

公允地說，在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承受範圍之內適當優待體制內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是吸引人才、穩定人心、改進國家治理、減少腐敗的必要之舉。體制內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者的豐厚養老金，與工作性質、福利保障充足密不可分。相比於企業職工經常變換工作、過去大量企業不給員工繳納社保、社保繳納容易中斷、社保繳納的檔次經常處於低檔，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基本屬於鐵飯碗，社保繳納時間長，根據工資足額繳納，而且有職業年金作為補充。正因這樣，在收入相似的情況下，體制內退休者的養老金往往高於體制外退休者的養老金。然而即便這樣，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退休者養老金差距依舊應該保持在公眾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目前內地養老金體系的一個容易刺激公眾神經的地方在於，體制內退休者的養老金不僅與體制外退休者尤其是1.8億領取城鄉居民養老金的老人（以農民為主）的養老金的差距過大，甚至呈現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而且大幅高於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於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工資。這樣既不符合社會公平、共同富裕的理想，又容易讓佔據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體制外人員產生誤會乃至不公平之感。這樣下去，只會讓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考公考編才是最符合自利理性的出路，進而造成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願再去市場拼搏，而是想方設法擠進早已飽和的體制內。

通常情況下，退休老人因為不存在房貸、車貸、撫育孩子的壓力，故他們的消費需求要低於青年人、中年人。與退休老人相比，青年人、中年人正處於一生之中經濟支出壓力最大、消費需求最多的階段。如果退休老人的養老金大幅超過青年人、中年人的平均收入或者收入中位數，勢必會壓抑青年人、中年人的正常消費需求，影響中國擴大內需的政策效果。尤其要注意的是，那些父母是體制內退休者的體制內工作人員，與那些父母是農民的體制外工作人員，會因為他們父母之間過大的養老金差距而擴大他們本就存在的階層差距，甚至有可能產生代際不平等。

過去在經濟快速增長、各個階層都能感受生活水平提升的情況下，養老金的差距問題不會像今天這麼刺眼。最近幾年，隨着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泡沫破裂與內需不振問題的凸顯，體制外大量普通人面臨收入下降或失業的困境，體制內與體制外尤其是農民的養老金差距過大問題日益牽動人心。

越是這樣的時候，中國越需要直面和回應民意，越需要振興經濟，越需要節用裕民，越需要採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來縮小養老金差距。比如，未來5年至10年之間，中國應該將養老金政策調整的重心放在增加體制外尤其是農民養老金上面，努力讓體制內與體制外尤其是農民的養老金差距保持在公眾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因為只有振興經濟、做大蛋糕，才能為分好蛋糕、養老金政策調整創造有利環境；只有縮小養老金差距、分好蛋糕，才能促進社會公平、團結國民，有利於擴大內需、共同富裕與社會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