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深圳APEC登場剩下一周，台灣官方今（11）日宣布領袖代表人選，係由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代表賴清德出席。老實說，這項人事安排並不過於意外，在當前兩岸關係下，賴清德要推派何人前往由中國大陸主辦的APEC，「政治性意涵」本就高於一切。

先就施振榮這個人來看，他對APEC而言並非新人，早在2007年陳水扁執政時期，就曾代表台灣出席澳洲雪梨APEC領袖會議。爾今賴清德再度啟用施振榮，顯然與陳水扁的「眼光」相同，看中的是他企業家身分所具有的政治彈性。

然而，今屆不同的是，今年APEC由深圳作東，賴清德刻意選擇一位沒有鮮明政黨身分、又有過參會經驗的企業家代表與會，至少在客觀效果上，降低了代表人選可能引發的政治敏感性。與其派出具有高度政治象徵的卸任政府高層，不如讓施振榮以經貿專業出面，既能維持台灣參與APEC的既有安排，也不必在代表資格上與北京正面交鋒。

某種程度而言，賴清德這次在人選上，倒是知道「好自為之」。當然，這也不能排除，甚至可能是主要原因——台灣11月28日的地方大選在即，民進黨目前在北台灣的選情看漲，在穩定中間選民支持為第一要務下，不容賴清德在兩岸關係上刺激撒野，一切服務於選舉的大局觀。

然而，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這裡。儘管賴清德在人選安排上「相對務實」，但台灣官方對參會資格的政治論述卻絲毫沒有退讓，如見官方宣布施振榮出席時，特別強調台灣依據1991年入會備忘錄，以正式會員身分在平等基礎上參與APEC，並明言此事與所謂「一中原則」無關。

國台辦發言人張晗隨後在回應施振榮人選及兩岸代表互動問題時，沒有直接評論施振榮是否適合出席，而是重申中方一貫按照「一個中國原則」及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處理「台灣地區」參會事宜，只要按照上述做法，台灣地區就可以參會。

會前一周，兩岸各說各話一如尋常家事，重複多年來的政治立場沒有意外，然北京與台北引用的都是所謂的1991年APEC入會安排，但兩岸對這套安排的政治基礎，則有截然不同的解釋。台灣強調的是，APEC是由經濟體組成的多邊合作機制，台灣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參與，是既有會員權益，無須以接受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為前提。北京則堅持，「（中國）台灣地區」參與APEC本來就是在一個中國原則框架下作出的特殊安排，相關規定與慣例不能脫離這項政治前提。

簡言之，這套安排已經運作三十多年，會議舉辦在第三國時還不致正面對撞，但辦在中國大陸本土時，兩岸無法就其政治意涵取得一致理解的一面就只能如此撕開，意即兩岸雙方可以同時坐在APEC會議桌前，卻從來都不代表雙方承認彼此對參會資格的解釋。這道平日尚可暫時擱置的政治分歧，到了深圳APEC，終究無法迴避。

早在11月初，台灣外長林佳龍便因陸方以電子郵件寄送APEC邀請函，而非循例專人遞送，公開表達抗議。當時爭議還涉及邀請函稱謂，台灣方面認為陸方未遵守既有慣例。國台辦的回應則沒有著墨邀請函形式，而是再次強調一個中國原則。

如今代表人選已經揭曉，北京的回應仍然在同一套說法上，從邀請函到領袖代表，台北關心的是平等參與的程序與身分，北京強調的則是參會安排背後的政治前提。雙方爭論的表面問題不斷變化，底下的分歧卻始終如一。

值得注意的是，國台辦並未直接對施振榮人選表示接受或反對，這種回應既不能解讀為北京已經正式接受人選，也不意味著北京準備拒絕。距離峰會開幕還有一周，施振榮能否順利與會、將受到何種接待，以及兩岸代表是否可能在會議期間有所互動，仍有待後續觀察。

回顧歷史，2001年上海APEC曾因陳水扁政府指派台灣前副領導人李元簇出席，最終發生代表資格爭議，台灣缺席領袖會議；2014年北京APEC，馬英九政府派出同具台灣卸任副領導人身份的蕭萬長與會，最終成就其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兩次中國大陸主辦的APEC，呈現了不同兩岸政治氣氛下的參會情況。當然，這些歷史經驗不能直接拿來預測今年的結果，卻足以說明，台灣領袖代表的身分與活動安排，從來不是單純的人事問題。

施振榮此次出席深圳APEC，或許能讓台灣將更多注意力放在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及科技創新等實質議題上，但他的企業家身分能降低人選本身的政治爭議，並不代表兩岸對台灣參與APEC的政治認知，就此出現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