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中國將在改革開放最成功的經濟特區深圳舉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這是繼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後，中國第三次舉辦APEC峰會。因為APEC峰會是當今世界最具經濟活力的亞太區域最有影響力的峰會，故APEC峰會是觀察世界政治經濟變遷的一個窗口。

深圳APEC直擊｜福田香蜜湖未官宣先逼爆　市民湧入打卡現場打蛇餅

25年前的上海APEC是中國首次舉辦APEC峰會，那個時候中國在內政外交層面的選擇為後來中國經濟騰飛、國際地位大幅上升埋下了伏筆。在深圳APEC召開之際，回顧和總結25年前中國的經驗，既可以理解中國的和平崛起，又可以為今後中國的發展提供啟示。

25年前的10月21日，中國在上海舉辦第九次APEC峰會。那個時候的中國正處於承前啟後的歷史節點，一方面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已經深刻改變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面貌，連續多年的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讓中國持續保持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於改革開放前已有大幅改善；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依舊大幅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2001年中國GDP約為9.5萬億元人民幣，排在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之後，位居世界第六。彼時的中國已經開始進入崛起的經濟發展快車道，但距離具有全球影響的經濟崛起，尚有顯著差距。

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世界政治經濟局勢既複雜又存在挑戰。日後將產生非常大影響的網絡經濟已經開始興起，儘管產生了泡沫，但正在預示今後世界經濟與科技的一個重大發展方向。對中國外部發展環境有很大影響的中美關係面臨新的挑戰，將中國視作「戰略競爭對手」的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當選美國總統。

本來經過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訪華與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中美關係因為符合兩國各自的國家利益、國家戰略訴求而大幅改善，一度進入蜜月期。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因為兩國已不存在共同的地緣政治對手，中美關係何去何從面臨不確定性。當時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提出「冷靜觀察、沉着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磨合與溝通，中美兩國終於在蘇聯解體之後依舊達成以合作為主的戰略伙伴關係。

當時有兩個歷史事件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一是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一度造成中國國內群情激奮與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當時中國政府在壓力之下保持了克制與清醒，堅持「埋頭苦幹、卧薪嚐膽」。二是經過長時間的艱苦談判之後，1999年11月15日，中美兩國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雙邊協議。這既意味着中美關係在經濟層面達成具有關鍵意義的共識，又意味着中國加入WTO的進程自此開始加速進行，歷史機遇即將來臨。

然而隨着主張對華強硬的小布殊上台，中美關係與中國發展面臨挑戰。2001年4月1日發生的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一度讓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在上海APEC峰會召開前夕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事件。當時中國政府本着人道主義立場，在第一時間譴責恐怖主義並向美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慰問，為兩國關係的改善打下基礎。不久後召開的上海APEC峰會，在正常的經濟議題之外首次發表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反恐聲明》。同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開始快速融入全球市場。

與此同時，一度將中國視作「戰略競爭對手」的小布殊政府開始認識到恐怖主義才是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國家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從而開始大幅調整政策，投入巨大資源，發起了漫長的反恐戰爭。

2002年5月，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提出：「縱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一、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後來中國的發展證明了當年的判斷。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進入持續高速增長的「黃金十年」。2010年中國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第一大工業國。當2014年中國在北京舉辦APEC峰會的時候，中國GDP已經增長至63.6萬億元人民幣，是2001年的6倍多。

2015年中國又開始實施「中國製造2025」規劃，十年之間，大幅提升了工業與創新科技的實力。2025年《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國遠遠落後於美國的時代已經終結》寫道：「十來年的功夫，中國已完成從『山寨之國』到世界級產品巨擘的蜕變，有些甚至超過了西方的產品。」

現在看來，中國在過去40多年中致力於為改革開放、現代化事業、經濟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環境的政策非常成功，讓一個有着深厚文明傳統的大國發生歷史性躍遷。在中國將要第三次舉辦APEC峰會的今天，面對複雜多變的世界局勢，面對中國發展中所存在的一系列現實問題，昔日的成功崛起經驗具有不容忽視的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