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億跨境稅單落地:中國富豪面臨痛苦抉擇

撰文:資新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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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過去三個月內完成了一場針對超高淨值人群的跨境稅務大考,其成果超出了外界預期。

國家稅務總局11月11日披露的數據顯示,隨着離岸信託個人所得稅新政90天過渡期結束,納稅人累計申報稅款已超過1600億元人民幣(約合225億美元)。其中,僅10月單月入庫便突破1200億元,直接拉動當月全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同比激增近90%。

中國高淨值人士、境外上市企業創始人群體一直用離岸信託基金來傳承財富、保護資產,同時規避部分稅務。圖為許多中資企業的境外上市目的地香港交易所。(中通社)

在宏觀經濟承壓、常規月度個稅增速長期徘徊於個位數的背景下,這一數字顯得尤為刺眼。它表明,極少數站在財富金字塔尖的中國企業家與家族,在短短三個月內補繳了相當於數千萬工薪階層全年貢獻的個稅總額。對於長期依賴開曼群島(Cayman Islands)、英屬維爾京群島(BVI)等離岸金融中心進行財富籌劃的中國富豪而言,長達二十年的「法外免稅期」已正式畫上句號。

離岸信託如何淪為富豪「避稅隱身衣」

要理解這筆千億稅單的由來,必須先看清離岸信託(Offshore Trust)的運作邏輯。

所謂「離岸」,是指在投資者居住國之外的司法管轄區設立法律實體。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及澤西島(Jersey)等離岸中心,憑藉極低的稅率、高度保密的商業登記制度以及靈活的英美法系信託法,長期充當着全球資本的「蓄水池」。

而信託的本質,則是資產所有權與受益權的分離:委託人將上市公司股權或巨額現金裝入信託,法律所有權轉移至受託機構名下,由其按照契約打理資產,並將收益分配給指定的家族受益人。

這一制度起源於中世紀英國的「用益權」(Use)契約,最初用於規避封建領主的遺產稅與沒收風險。20世紀伴隨跨國資本流動,離岸信託在歐美及中國香港演變為成熟的財富管理工具,其核心合法功能在於風險隔離與代際傳承——將企業經營債務與個人家庭資產切割,避免商業失敗波及家人。

然而,西方主要經濟體對離岸信託的稅務監管早已築起高牆。美國國稅局(IRS)依託《美國國內稅收法典》的「委託人信託規則」以及《海外賬戶稅收合規法案》(FATCA)的全球信息申報機制,對海外信託實施嚴密的穿透監管與徵稅,其信託最高聯邦邊際稅率高達37%,疊加州稅後往往超過45%;日本對信託受益權的繼承與贈與轉移,以及高額綜合所得徵收的最高邊際稅率更是高達55%(含地方稅);即便是以低稅率著稱的中國香港,雖然本土不設資本利得稅和股息稅,但在反避稅條款與金融賬戶信息交換上也已全面接軌國際標準。

相比之下,中國內地雖在2018年修訂《個人所得稅法》時確立了居民全球所得徵稅原則,但由於針對離岸信託的配套細則長期缺位,這一工具在過去二十年裏逐漸異化為中國富豪的「避稅隱身衣」。

中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9月1日聯合發佈公告,宣佈即日起取消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免徵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資料圖)

中國為何要對富豪動真格

轉折發生在2026年7月24日。中國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佈第21號公告,首次對離岸信託的設立、存續、分配及終止全鏈條作出清晰的徵稅界定,統一適用20%的個人所得稅率,並劃定了為期90天、免收滯納金的補稅窗口期。

北京之所以在此時亮出獠牙,背後是多重現實邏輯的疊加。

首先是財政收支的緊平衡壓力與社會公平訴求。據香港證監會(SFC)發佈的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報告及彭博社引述相關數據指出,中國香港管理的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資產規模高達約1.7萬億美元,其中約六成資金來自中國內地;在地方財政承壓、公共支出剛性增長的背景下,填補高淨值人群的稅收漏洞成為涵養稅源的直接選擇。

香港證監會。(資料圖片 / 蘇煒然攝)

與此同時,中國內地對工資薪金等綜合所得實行3%至45%的七級超額累進稅率,且由僱主按月預扣預繳,而超級富豪卻通過離岸架構將百億級分紅留存海外實現「零稅負」,這種稅制扭曲已引發廣泛的輿論不滿。

其次,技術壁壘的打通為全面追稅提供了執法抓手。全球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和地區加入共同申報準則(CRS),香港、新加坡、開曼等地的金融機構每年定期將中國稅收居民的賬戶信息自動回傳至北京;疊加中國稅務部門全面建成的「金稅四期」(即中國國家稅務總局推行的第四代智慧稅務大數據徵管系統,能夠打通銀行、海關、工商等多部門數據實現全鏈條資金監控),離岸資產在稅務部門面前已近乎透明。

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李旭紅指出,新規按照「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明確了股權減持與分紅的計稅標準,顯著提升了稅收確定性。新政直接封死了三大避稅通道:財產裝入信託即視同按公允價值賣出,須先繳納20%的財產轉讓個稅;信託存續期間的盈利無論是否分配給個人,均須按年申報納稅,且海外受託管理費與律師費一律不得抵扣;此外,針對試圖在信託清算前更改國籍或移居海外的委託人,新規引入了類似歐美「棄籍稅」的清算機制,要求在身份轉換前結清資產潛在增值的稅款。

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胡靜林,2023年12月起執掌稅務總局,在財政與社保系統以穿透式、數碼化監管著稱,外界普遍認爲他是此輪跨境追稅風暴的最高執法主導者。(新華社)

20%稅率下的跨境資本博弈

新政落地後,圍繞稅率高低與資本外流風險的爭論在金融界迅速升溫。

部分市場觀察人士擔憂,北京在經濟復甦關鍵期對存量信託追溯補稅——設立環節原則上追溯至2023年1月1日,2025年及以前的歷史未分配收益需一次性打包補繳——可能會挫傷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甚至加速富豪群體與資本的外流。

但跨境稅務專家認為,單就稅率而言,20%的水平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於溫和區間,遠低於美國和日本,且新規允許抵免境外已繳稅款,並承諾已完稅收益在未來實際分配時不再重複徵稅。瑞銀(UBS)在近期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稅務部門對離岸信託及香港大額保單分紅的徵稅,本質上是讓境外金融資產回歸更公平的稅務競爭環境,過去那種建立在信息不透明之上的稅務套利空間本身並不具備可持續性。

儘管如此,突如其來的巨額稅單依然在亞洲私人銀行圈引發了劇烈震盪。據路透社報道,面對10月22日的補稅大限,部分中國富裕家族不得不通過拋售上市公司股票、以持股抵押融資以及拆解離岸信託架構來籌措現金。

彭博社的統計則顯示,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中,至少有8名中國富豪及其家族通過離岸信託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總市值高達1402億美元,其歷史分紅與減持收益均處於重點核查範圍內。

另一場隱秘的資金遷徙也在同步發生。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披露,越來越多中國高淨值客戶正將資金從香港和新加坡的銀行轉移至美國金融機構,原因之一在於美國未加入CRS體系,其銀行無需向北京自動報送中國客戶的賬戶信息。

不過,多位跨境財富管理律師警告稱,單純轉移資金存放地並不能消滅納稅義務——只要企業家的核心業務、供應鏈與主要經濟利益仍紮根中國內地,其中國稅收居民的身份判定便難以撼動。

彭博社數據顯示,全球最富有的500人中,有八名中國人通過離岸信託持有上市企業股權,其中包括拼多多的創始人黃崢。(界面新聞)

中國富豪正經歷痛苦的「成人禮」

隨着10月22日過渡期截止,累計超1600億元的申報規模表明,絕大多數涉稅高淨值人群選擇了在免滯納金的窗口期內妥協合規,避免與監管機構正面衝突。

但這筆巨款並非這場稅務整頓的終點,而是中國跨境稅收進入常態化嚴管的新起點。稅務總局所得稅司相關負責人已明確表態,自10月23日起,對過渡期後仍未主動申報或申報不實的納稅人,除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外,還將依法啟動立案稽查並公開曝光;同時,誘導客戶隱匿資產的境內外中介機構也將面臨連帶追責。

海外稅務顧問機構普遍預計,隨着2026年歷史存量稅款集中出清,離岸信託個稅將全面轉入年度常規申報軌道,每年3月至6月的個稅彙算清繳期將成為高淨值人群的固定大考。與此同時,監管的觸角正從離岸信託向香港保單分紅、境外股權代持等更多跨境金融工具延伸。

對於中國富豪階層而言,離岸信託並未失去存在的價值,但它已被徹底剝離了「避稅神器」的商業濾鏡,重新退回到家族治理與資產隔離的法律本源。在全球稅務透明化不可逆轉的浪潮下,依靠離岸迷霧規避本國稅負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而習慣了「零稅負」紅利的中國私人財富市場,正在經歷一場痛苦卻必然的合規「成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