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加拉加斯到佛羅里達，美國「劫」走的不只是一位左翼總統，「接」走的也不只是一名落敗的右翼候選人。特朗普要改寫的，是拉美政治合法性由誰來認證。

撰文：杜志遠（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劉嘉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今年1月3日凌晨，美軍突襲加拉加斯，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劫掠出境，送往紐約受審。10個月後的10月27日深夜，在美國幫助下，一架私人飛機載着剛在巴西大選第二輪投票中以約3.5個百分點之差落敗的弗拉維奧·博爾索納羅及其家人逃往美國邁阿密。

「劫」與「接」之間，勾勒出特朗普第二任期拉美政策的兩端。對執政而不順從的左翼領導人，美國越境擒拿；對在野而親近美國的右翼人物，美國提供庇護。坊間稱之為「劫左接右」。這四個字很形象，卻只說中了一半。

從「劫」馬杜羅到「接」博爾索納羅

先看「劫」。馬杜羅被帶走後，委內瑞拉並未出現預想中的政權更迭。接掌權力的是他的副手、前石油部長德爾西·羅德里格斯，一名不折不扣的查韋斯主義者。據《衛報》報道，她在突襲前已通過中間人向美方表達合作意願，委方則斥之為假新聞。8月底，委美達成為期25年的石油合作協議，特朗普宣稱美國由此取得委國逾650億桶已探明儲量的「多數控制權」。《金融時報》還披露，同月與反對派談判時，加拉加斯甚至沒有把釋放馬杜羅列為條件。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羅德里格斯更在紐約與特朗普會面。

被晾在一邊的，反倒是美國扶持多年的反對派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她要求明年舉行大選，美國則主張先改組法院和選舉委員會，她因此游離於美國支持的過渡對話之外。10月25日馬查多高調回國，國務卿魯比奧隨即表示，民主不可能靠街頭抗議實現。這番話敲打的，顯然不是加拉加斯的左翼政府。

再看「接」。在弗拉維奧之前，其弟愛德華多、前情報局長拉馬根早已在美國「流亡」。巴西開票後，特朗普聲稱這「看起來又是一場被操縱的選舉」，白宮一度暫緩祝賀。但他又補上一句：我喜歡盧拉，和他相處得很好。

把兩條線索並置，「劫左接右」的說法便顯得不夠精確。在委內瑞拉，美國劫走了左翼領袖，卻留下了左翼政權；在巴西，美國接走了右翼候選人，卻沒有關上與左翼總統打交道的門。可見左右之分並非美國真正的標尺，它看重的只有兩點：是否順從，以及能否帶來可交易的利益。「劫不馴者，接效忠者，留可用者」，這才是美國處置拉美的完整邏輯。在美國眼中，一個拉美政權是否合法，選票說了不算，本國憲法也未必說了算，關鍵在於有沒有美國簽發的「許可證」。

這套邏輯並非即興發揮。美國媒體早以「唐羅主義」相稱，去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更將其寫成「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把西半球界定為美國的核心利益區。阿根廷中期選舉前有200億美元貨幣互換框架，洪都拉斯大選時有以援助相要挾，哥倫比亞大選中又有美國公開力挺極右翼候選人德拉埃斯普列亞。手法各異，方向如一。

這究竟是「美國優先」，還是「拉美優先」？答案是一個悖論。拉美確實被「優先」了，從美國議程的邊緣被拉到中心，但它是作為「美國優先」的首個試驗場被優先處置，而非作為平等夥伴被優先對待。拉美在美國議程上的位置越靠前，拉美人對自身命運的話語權就越靠後。

公平而言，美國及其支持者自有說辭。馬杜羅2024年的連任本就備受國際質疑，毒品與難民外溢確實困擾鄰國。魯比奧的「穩定、復甦、過渡」三步走，也有防止失序的現實考量。巴西右翼則認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賴斯權力過大，對博爾索納羅家族的追查帶有政治色彩；第二輪投票當天另一名大法官批准延長投票兩小時，也引發爭議。

更重要的是，拉美右轉有其內因：民眾對暴力犯罪的憤怒、福音派影響力的上升、企業和中產階級對稅負的不滿，都不是美國製造的。這些論點不宜一概抹煞，但由此推導不出一個大國可以越境抓人、自行認證誰是合法統治者的結論。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1月間就直言，委內瑞拉情況複雜，卻不足以構成單方面動武的理由。如果國際秩序是以這種方式運作，我們就有麻煩了。

盧拉還是原來的盧拉嗎？

在這套邏輯下，右翼的去留之外，左翼如何自處同樣值得追問。巴西的盧拉是最好的樣本。

從結果看，他守住了。已屆八旬的盧拉在首輪落後近兩個百分點後完成逆轉，第四度當選總統。但從過程看，這場勝利是以左翼議程的大幅調整換來的。他把治安推上競選議程首位，承諾設立公共安全部；到第二輪衝刺時，打擊犯罪已與終結「做六休一」工時制這一招牌勞工議題平起平坐。他還頻頻向福音派示好。保守派則在同日的國會與州選舉中斬獲頗豐，盧拉的第四個任期將面對一個更加右傾的國會。

盧拉的對美姿態同樣值得玩味。選前，他拒絕美方官員入境「考察」選舉，並就關稅問題訴諸世貿組織，姿態強硬。選後，面對特朗普質疑選舉、收留對手，幕僚建議他暫不接招，保持「寬宏、自主、勝利者」的姿態，靜觀下周美國中期選舉後的風向。盧拉沒有像羅德里格斯那樣軟化，卻也從針鋒相對轉向有節制的冷處理。這是戰略定力，也是力量對比下的無奈。

巴西還出現了一個弔詭的角色倒置。民族主義本是巴西右翼的看家本領，博爾索納羅的口號就是「巴西高於一切」。如今，捍衛國家主權的旗幟握在左翼手中，右翼領軍人物卻持美國簽證出走。盧拉一句「巴西是他們的第二故鄉，美國才是他們的第一故鄉」，正點破了這種倒置。美國的強勢介入把民族主義推向了左翼一邊，這或許是「唐羅主義」始料未及的副作用。

在外部施壓與右翼攻勢的雙重擠壓下，拉美左翼正分化為兩種形態。一種是委內瑞拉式的：被外力「劫持」後名義上仍是左翼，推行的卻是美國認可的政策，這是變質。另一種是巴西式的：在選舉中吸收右翼議題以求生存，這是變形。

變形未必是壞事，關鍵在於怎樣變。盧拉對右翼議題的「翻譯」值得留意。他談治安，強調從資金上扼殺犯罪組織、追查盤踞在金融界和上層社會的犯罪網絡，而不只是加派警力、加重刑罰。這是用左翼的語言回答右翼的問題。只要還在用自己的語言作答，左翼就仍是左翼。

盧拉的處境，讓人聯想到另一個問題。在現實主義衝擊下，自由主義還是原來的自由主義嗎？過去幾年，美國民主黨政府保留並加碼了特朗普首個任期的對華關稅，北約成員國承諾大幅提高防務開支，歐洲多國收緊邊境、重拾產業政策。自由主義陣營並未放棄開放、規則與合作的價值，卻越來越以「有圍牆的自由主義」面目示人，不復冷戰結束時向全球推廣普世方案的自信。

兩者處境相通：當對手設定議程，你只能靠回答對手的問題來證明自己。危險在於，答得太久，就忘了自己原本要問什麼。自由主義若只剩關稅與圍牆，便與現實主義無異；左翼若只剩警察與秩序，便與右翼無別。盧拉第四任期真正的考題，不在於能否抵擋右翼，而在於能否在吸收右翼議題的同時，守住減貧、勞工權益與社會包容這些左翼原本的問題意識。

「唐羅主義」下的拉美民主困局

回到特朗普的拉美哲學，其本質是一種19世紀式的勢力範圍觀，即西半球是美國的後院，後院的主人有權決定誰當家、誰出走、誰回來。意識形態在其中時而是鏡子，時而是籌碼。在巴西，它是鏡子。博爾索納羅家族質疑選舉的敘事，與特朗普對2020年大選的說法如出一轍，庇護他們也是為自己的敘事背書。在委內瑞拉，它是籌碼。只要石油到手，查韋斯主義者也可以是「幹得出色」的夥伴。鏡子也好，籌碼也罷，不變的是控制。

這種霸權哲學的代價，最終將由拉美左右兩翼共同承擔。左翼被迫在順從與對抗之間走鋼絲。部分右翼則越來越像把總部設在佛羅里達的流亡政黨，前途繫於美國好惡，而非本國選民的認可。當一國反對派的退路在海外，執政者的去留繫於外國總統的一念之間，這個國家的民主便被抽空了一部分。選票仍在，決定政治合法性的權力卻正被轉移到華盛頓手中。